晚清广东小说中疍民形象的转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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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晚清广东小说中置民形象的转变梁致远（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登家是广东社会中一个颇为特殊的族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记载中，蛋也写作诞、蜒、螯、旦、但、蛋等。他们逐水而居，拥有一种与陆地汉人大相径庭的生活方式。在历史上，他们被认为是化外之民，曾经饱受歧视。在文学作品中，他们不是呈现出“凶残”“非人”的形象，就是以“花艇”经营者的身份出场。偶尔，他们也能以仙侠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到了晚清，崔民在文学上的形象迎来了一次大转变。崔民的负面形象逐渐退场，传统的登民侠女也成了南宋遗民，拥有了革命先锋的身份。这一奇特的转变，固然出于民族革命的需要，却也与岭南蛋民的族群身份建构及游民文化密切相关。

2、由于昼民是“边缘族群中的边缘族群”，主流知识分子对他们的了解不及瑶民、黎民那样深入。他们在小说中的形象亦比较简单。学界对他们在文学中的表现就往往只见其一，不见其二。较具代表性的，如邓大情的广州与上海一一近代小说中的商业都会，它对晚清小说中描绘的登民经营的花艇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而刘晓宁的近代岭南报刊小说研究则对蛋民作为遗民、革命者面目出现的小说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小说将蛋民与南宋灭亡的标志结合起来，又加入革命元素，彰显了独特的岭南文化。相对而言，前者描述的现象在文学中有着较多的反映，而后者则更具时代特色，这也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一、清中前期小说中的昼民崔民虽然是边缘族群，但他们在主流社会的文献

3、中从未缺席。从“珠户”关于“珠户”是否就是昼民的先祖，现在学界还存在一定争议。参考刘显钊广西沿海地区聋家族群问题初探，广西地方志2022年第4期。到“螯户”，这一族群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以前。民究竟从何而来，依然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早期文献中看到主流社会对登民的认识和态度。这与晚清小说中对他们的表现关系颇大。因为昼民不谙文字，他们的文学形态，只有“歌”，即今所谓“咸水歌”1。光绪四会县志载：螯户，其种不可考。倚舟楫为宅，事网钓为生，见水色则知有龙，故又曰龙户。性粗蠢，无冠履，不谙文字，能入水不没。客船有遗物於水者，必命此辈探取之。且耐寒，虽隆冬霜霰亦赤足单衣，无般疡色。

4、婚娶率以酒相馈遗，群妇子饮于洲坞岸侧。是夕两姓联舟多至数十，男妇互歌2。这就决定了查民的形象，实际上是由“陆上”的作家传达的主流社会关于他们的印象。（一）文言小说中的昼民形象四库全书中只收录文言小说，这是古代小说文体中“正统”性最强的一种。由文人涉笔成趣3而成的文言小说，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具有较高的自由度和较强的私人性，能比较好地反映作者个人的思想意识。在这些文言小说中，蛋民的形象往往是负面的。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八有如此表述：人言偏居畲而偏忍，蛋居水而偏愚，未尽然也。粤故多盗，而海洋聚劫，多起蛋家。其船杂出江上，多寡无定，或十余艇为一宗，或一二眼至十余笈为一朋。每朋则有数乡了随之腌鱼，势便辄行攻

5、劫，为商旅害。秋成时，或即抢割田禾，农人有获稻者，各以钱米与之，乃得出抄。其为暴若此4。这是明末清初广东知识分子对于蛋民的一般性认识。乾隆年间督学广东的李调元，也对信民有类似的描述：置家本鲸蜿之族，其性嗜杀，彼其大腌小殖出没江海上，水道多歧,而罟朋之分合不测，又与水路诸凶渠相为连结，故多昼家贼云5。李调元本系四川绵阳人，在他的南越笔记中，专有一卷用于记载黑人、瑶人、黎人等边缘族群。崔家在其中所占篇幅最小，不足瑶人的三十分之一，连“疯人”都比不上。可见即使是外来者，也对崔民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崔民是凶残嗜杀的化外之民，甚至要比山中的少数民族更加可怕。（二）白话小说中的昼民形象与

6、文言小说中“凶残”的盗匪形象不同，在通俗白话小说中，昼民常作为花艇的经营者出现。花艇，是珠三角地区妓院的一种。它由居住江河的水上人家经营，服务于岸上居民。“花”一语双关，既指花艇上繁复的装饰，也指“寻花问柳”的“花”。然而，妓业经营者不可能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他们本身就是社会的末流。再加上蛋家的身份，更加是低下中的低下。在蜃楼志中，这些花艇经营者就被岸上豪强管束要挟。第五回中，好色成性的乌岱云向苏吉士显摆说“这扬帮、潮帮、银朱街、珠光里、沙面的大小花艇，都是我爹爹管的,老举们见了我，不敢不奉承，要几个就几个653。第六回中，海关官员赫广大差人让乌必元帮选Y头，“那蛋户虽不愿依，因见本官的大驾、

7、海关的势头，只得任从挑选，选中的上了簿子。”6694民面对陆上的大官和豪强，毫无抵抗之力，只能任由他们鱼肉。而在岭南逸史中，登民第一次以正面形象出现。第十回，黄逢玉从悬崖跌入水中，将死之际得到了两位蛋女的帮助。她们对黄呵护备至，不但为他烘干衣物，还给予酒食。这时一一逢玉吃了，致谢道：“小生落难，蒙贤姐妹恁般救济，小生无物相酬，乞赐仙号，异日好来相谢。”大的道：“我两个是蛋户，救济失水是常有的，何必云谢！7107此后，这对姐妹还将黄逢玉送往越城。其歌日：手捻梅花春意闹，生来不嫁随意乐。江行水宿寄此身，摇橹唱歌桨过潜7107。这可谓是文人对置家生活方式的一种浪漫化表现。此中“不嫁”一语亦有深意，因

8、为在小说中充当了再世贾宝玉的黄逢玉最后发现这“珠姐、云妹”就是仙女，她们最终“腾空而去”，没有加入黄的成群妻妾之中。置民离群而居的特点摇身一变成为“仙风道骨”的表现。这种观念在当时的岭南文人中并不常见，反而十分符合西方人对崔民的印象，他们将崔民视为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诗意生活者8。当然，现实中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人不一定过着诗意的生活。大概成书于光绪中叶9的羊石园演义中赫然有“置家狗三路入禅山”一回。小说称崔民是“水生水养的东西”，嘲笑他们的族群来历，认为他们说自己也是南雄珠矶巷移民“保他等自己掩饰之词，恐未必有这个道理”10404。但作者也坦诚陆上人对聋民“欺藐”殊甚，不许他们参加科举，使得

9、蛋家狗系人名，其母梦天狗而生，故以狗名之。怀恨在心，觉得“偏有这等臭东西，时常受岸上人的屁“。最终率众“趁乱揽个落花流水”“也算一泄向来受欺之恨”10404o虽然字里行间透露着对登民的歧视，却也无意间透露了信民“作乱”的问题根源。可见，在清中前期，小说中的蛋民形象既有仙风道骨的侠女，也有凶残嗜杀的盗匪。在城市中，他们是“花艇”的经营者，边缘族群从事边缘行业，不免受到陆地豪强的欺压。到了十九世纪末，也已经有知识分子认识到查民问题的根源在于“种族”歧视。二、清末小说中昼民的两种形象1901年4月，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是新政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小说创作的高峰11。1902年，梁

10、启超在横滨创立新小说，并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启了“新小说”写作的黄金时代。在这双重刺激下，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的局面。（一）花艇与咸水妹形象“新小说”的重点，就是改良社会。具体地说，就是要鼓动读者去革除“八股”“鸦片”“嫖娼”“缠足”等“弊病”。早在1895年，傅兰雅就在上海发起征文，征求描写如何革除“三弊”的小说。而在广东，社会大害集中于“嫖”“赌”两端。与崔民相关的，就是“嫖”这一端。作为“花艇”经营者的崔民在清中前期的小说中既已呈现，这本是登民在小说中的传统形象。在晚清小说具体的描写中，从事风月行业的昼民及她们的工作场所“花艇”不但不可怕，还带上了一丝文雅。“花艇”是

11、最具广东特色的嫖妓场所。旅生痴人说梦记第十一回写道“原来广东花艇，算是个最阔绰的去处，这艇子犹如房子一般，钉呆在珠江里面，摆一台酒，要几十两银子”12。花艇对于外地人来说是颇新鲜的东西。欧阳巨源在负曝闲谈中花了整整一回来描绘珠江上的“紫洞艇”。所谓“紫洞艇”，就是花艇中最高级的一种。田雁门和他的几位朋友在“紫洞艇”相见。那舱可以摆得下四席酒，就和人家的厅屋一般，四壁俱镶嵌着紫檀红木，雕刻就的山水人物翎毛花卉，无不栩栩如生。一切茶酒的器皿都是上等官窑，与上海窑子里残缺不全的碗盏，便有天渊之别了。船上的服侍人献上一道乌龙茶，又是八碟糖食，什么莲子糖、冬瓜糖、生姜糖、季养糖、杏仁糖、糖金桔、糖藕、糖

12、佛手之类，摆满了一桌13134。他们在艇上不但有“外国大餐”一样的广东菜吃，还可以听曲，抽烟。在艇上，蛋家女子还“自己打着鼓板，便咿咿哑哑的唱起晴雯补裘来”13135。一幅奢侈腐化的光景。在香港洋面，还有一种“咸水妹”，专做洋客生意，她们是蛋妓中的“贵族”。吴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七回充苦力乡人得奇遇中，花县乡下人悻阿来到香港做苦力，由于拾金不昧而得到了有钱咸水妹的青睐。咸水妹不但让阿来伺候自己，告别了苦力生活,还原谅了他偷钱逃跑的举动。最后竟与阿来结婚，开了家洋货店。“九死一生”就评价说“我打听得这件事，觉得官场、士类、商家等，都是鬼城世界，倒是乡下人当中，有这种忠厚君子，实在可叹。那

13、女子择人而事，居然能赏识在牝牡骊黄以外，也可算得一个奇女子了。”14咸水妹一跃成为莘瑶琴之类角色，可谓奇葩。花艇并非晚清才出现的新事物。至少在乾隆晚期，一部分登民就已经在花艇上卖身卖艺15。但到了清末，在岭南文化走向全国的过程中，花艇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文化元素成为文人创作岭南背景小说时必不可少的佐料。小说在描写经营花艇的昼民时，不再聚焦于他们的生存压力，而是用轻松的笔调描绘花艇上的享受，并带出崔女多才的形象。花艇也因此真正在小说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咸水妹则是晚清社会特有的产物，她们介乎华洋之间身份压倒了“登民”的标签，几乎变成水上的“洋场交际花”，这令她们得以染指小说中在过去只有“名妓”才能担当

14、的角色。可以说，在花艇文化和咸水妹们的影响下，民的形象已经不再那么狰狞可怕了。文人将过去他们看待妓女的一套浪漫观念套用在这些从事风月行当的置民身上，使置民的形象得到了软化。（二）遗民与革命者形象在倡议改良的同时，民族革命的呼声也越来越响。1902年，康有为的弟子欧桀甲在其总编的大同日报（旧金山）上发表了广东独立脱离满清羁绊之说，并被横滨新民丛报转载，以新广东之名广泛传播，这是主张广东脱清独立的先声。在此之后，出现了一大批以岭南为核心的革命小说。它们大多在报刊连载，内容往往不离宋元之交、明清之际的广东历史故事。登民正好是广东的边缘族群，其从中心到边缘的族群传说也“被加入”这一大潮中。就在新小说的

15、创刊号上，新广东的作者欧桀甲原作署名“新广东武生”，已有学者考证他就是欧桀甲本人。参考夏晓虹：新广东：从政治到文学，学术月刊2022年第2期，第120页。刊登了他创作的“广东戏本”黄萧养回头。黄萧养是明代正统年间的查家游民，他联合大量不愿被编入军户的崔家无籍者揭竿而起，从水路围攻省城。为击败黄萧养，明军采取了甄别户口的办法，为证明自己不是叛乱者，土著及上岸登户需要提供户籍证明。这正是珠巩巷传说在珠三角土著居民中传播的契机16。而在戏本中，黄萧养的转世（回头）黄种强则贯彻种族革命的新观念，带领一班英雄致力于广东自立，引领革命的事业，上演一出“新水浒”。虽然黄萧养回头并非今天意义上的小说，但它在新

16、小说上连载多期，影响不小。在岭南报刊刊载的短篇小说中，崖门余痛海镜光崖山哀分别刊载于珠江镜振华五日大事记中兴日报，见梁冬丽，刘晓宁整理的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初集第261、545页。三部小说都可称为“昼民革命小说”。崖门余痛开篇即讲述宋末崖山之役，说“惟当时宋水军既灭，间有逃生者，冀复大仇，浮舟为家，取鱼为业，即今蛋家是也”17261。虽然现在“日久志懈，逐渐遗忘”171261,却仍在二十多年前出了一位巾帼英雄赵玉。这位赵玉“闲尝听父兄之闲谈，言亡国之余痛，玉每听辄泪”，从小对民族革命耳濡目染。为了追思故国，她潜入海底，发现了当年宋室留下的宝镜。此后还遇到了岸上的“民族伟人”陈生，两人情同志合，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