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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书馆的记忆机制研究*郑秀花王晓琳王瑛琦(L浙江图书馆浙江杭州310007)(2.哈尔滨理工大学图书馆黑龙江哈尔滨150080)1社会与个体的同构性:社会记忆的可能记忆对于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个人如果失去记忆功能,他便无法正常生存和生活。洛克(JohnLocke)说:“在有智慧的生物中,记忆之为必要,仅次于知觉我们如缺少了它,则我们其余的官能便大部分失了效用。因此,我们如果没有记忆的帮助,则我们在思想中、推论中和知识中,便完全不能越过眼前的对象。”1洛克在这里指出了记忆的两方面意义:第一,记忆是人的最重要官能之一,人的其他官能也需要记忆官能的协调才能正常发挥效用;第二,人的记忆官能是人能
2、够获取和形成间接经验和知识的生理基础。毋庸置疑,人的思维机能建基于记忆机能基础上,没有记忆机能便没有正常的思维机能。洛克上述判断是针对个体记忆而言的,同理,“一个社会也要有自己的社会记忆,一个社会,如果丧失了社会记忆,社会也就无法进步和发展了”280。在以往的学科分野中,记忆研究往往被限定于心理学范畴之中。然而,随着人们认识视野的扩展和认识手段的进步,记忆研究已不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记忆研究,从而提出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等多种记忆类型及其概念,记忆研究也从心理学扩展至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领域之中。社会记忆,是以社会为主体的记忆,是超个体记忆范畴,它
3、是以社会手段存储、加工、提取人的认知信息的记忆运作类型。与社会记忆概念紧密相关的记忆类型有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等。集体记忆包括民族记忆、种族记忆、群体记忆等类型。社会记忆和集体记忆是从记忆主体角度划分的记忆类型概念,而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等则是从记忆内容角度划分的记忆类型概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等概念之间存在多种形式、多种向度的交叉联系,甚至有时还可以交替使用,如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之举,既可称为社会记忆之举,又可称为集体记忆(民族记忆)、历史记忆之举;若从纪念形式而言,又可称为“仪式性记忆”之举;若从纪念内容而言,又可称为“战争记忆”之举
4、;若从纪念活动令人忆起那段悲痛往事而言,又可称为“创伤记忆”之举;若从纪念馆建筑及其陈列实物而言,又可称为“实物记忆”之举,等等。那么,社会乃非生命个体,何以具有记忆机制?社会所以能够记忆,其根源在于社会与个体具有同构性Q也就是说,社会与个体一样,也具有主体性,也具有意识即集体意识(collectiveconsciousness),诚如涂尔干(EmileDurkheini,又译迪尔凯姆)所说,“如果社会对个体而言是普遍的,那么无疑它也是具有其自身外形特征和个性特征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本身;它是一种特殊的主体(subject)v3o社会具有主体性和集体意识,这是社会成为记忆主体
5、的先决条件。我们知道,个体生命信息的传递靠DNA基因遗传机制,同理,超个体的社会文明信息的传递也需要特定的“遗传”机制,这种“遗传”机制就是超个体、超生命、跨时空的“社会遗传”机制。这就是个体生命信息传递机制与社会文明信息传递机制之间的同构性表现。波普尔(KarlPopper)说过,“可以把神话、观念和理论都看成是人类活动的一些最典型产品。它们和工具一样,是在我们身外进化的器官,它们是人体外的人造物”4。波普尔这里所说的“人造物”就是指能够承载和传递社会文明信息的人工载体。这种人工载体与承载个体生命信息的DNA载体之间具有同构性一一两者都具有信息承载、复制与传递的结构性功能。这种人工载体其实就
6、是广义上的文献一一能够承载、复制和传递人类文明成果信息的体外人工载体。在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这种文献载体往往称为“文本”(text)o这种人工载体是人类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即人类把自身的认识成果创造性地对象化到另一个对象世界中,这种对象世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化自然”(亦即文化世界),此人化自然其实就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世界和精神文明世界。这种对象化能力只有人类才具有,因而成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正因为人类创造出了人化自然,使得人类的文明成果信息能够超越个体生命的局限性而跨代际、跨时空传播,这就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文明遗传”机制所在。“文明遗传”机制也就是“社会遗传”机制,因为“人类
7、是以社会遗传的方式,即以社会文化的超个体的体外遗传来积累自己的社会进步”5o社会遗传与个体生命信息的遗传之间具有同构性,即两者都具有信息的承载、复制与传递的结构性功能机制。但两者也有根本的区别,表现在:个体生命信息的遗传只能在种系范围内进行代际复制和进化,表现为重复性进化;而社会遗传则可以超种系、超个体地进行积累式、跨越式、跨时空式的纵横传递和进步。从记忆的角度而言,社会文明信息的承载、复制和传递的过程也就是社会记忆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遗传就是社会记忆。人类所独有的社会记忆机制,是人类社会能够在前人文明成果基础上实现非重复性跨越式发展的根本保障。因此马克思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
8、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马克思在这里指明了人类文明创造与文明继承之间的关系,即“创造”是“继承”基础上的创造,而这种继承的过程就是社会记忆的过程。2图书馆与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的关系2.1 图书馆与社会记忆前文已指出,人类社会文明成果信息的体外记忆载体主要是广义上的文献。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不间断性,必然致使文献数量的剧增(大体表现为指数式增长,文献计量学中的“普赖斯定律”证明了这一点)。文献数量
9、的剧增,若不加以人为干预就必然导致整个文献系统的无序性,这种无序性又必然导致人们利用文献的不便性。由此必然产生集中收藏和序化文献的专门设施的需要,图书馆就是这种集中收藏和序化文献以便利用的专门设施之一。在一般意义上,个体记忆过程可分为存储、编码和提取三个环节283。图书馆活动过程与个体记忆过程具有同构性,即图书馆活动大体上亦由文献的存储、文献的编码(分类、编目等整序过程)和文献的提取利用三个环节构成。所以,可将图书馆视为人类文明成果信息的体外记忆即社会记忆设施Q由此而言,图书馆可以说是社会记忆需要的产物。杜定友说:“好像人的脑子,本应记忆许多事情,但一切事情都要这脑子记忆是不可能的;而图书馆的
10、功用,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一个人不能完全地记着一切,而图书馆可记忆并解答一切。”7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PierCeBUtler)说:“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装置,图书馆则是将人类记忆的东西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之中的一个社会装置。”8德国学者卡尔斯泰特(PeterKarsted)说:“图书是客观精神的容器,图书馆是把客观精神传递给个人的场所;图书馆就是使文化的创造和继承成为可能的社会机关。”9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JesseHaukShera)说:”图书馆正是社会的这样一种新生事物:当人类积累的知识大量增加以至于超过了人类大脑记忆的限度时,当口头流传无法将
11、这些知识保留下来时,图书馆便应运而生了。”10此引诸说,其实都在说图书馆是社会记忆设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现代图书馆学者中,从“社会记忆”角度论述图书馆学原理者并不多,虽然杜定友先生首先提出有“图书馆记忆说“,但未能专门展开论述。不过宓浩、刘迅、黄纯元三位学者合著的图书馆学原理一书之”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一节中,却把“社会记忆”确认为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之一,并对文献的“体外记录”功能和图书馆的“社会记忆”功能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如下言:从文字产生和记录于物质载体形成文献,是人类由自身体内贮存发展到知识的体外记录,从口耳相传进化到文献交流,是图书馆起源必要前提。由体外记录和文献交流发展的需要形成
12、最初的文献收藏活动,是图书馆早期的存在方式和活动内容。社会文化遗产的保存和继承是依靠社会创造的文字记录,文字记录的保存是社会记忆的重要手段。图书馆作为保存人类文字记录的机构,它是社会记忆的体现者这种社会记忆功能,能够长久保存和积累社会的知识,能够为再生和创造社会文明提供条件11。2.2 图书馆与文化记忆前文已指出,社会记忆、文化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等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相互交叉,甚至有时相互重叠,所以有时可以相互交替使用。当然,社会记忆、文化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等作为不同的记忆类型,相互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仅就其中的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而言,社会记忆更多地强调记忆的主体一一社会,而文化
13、记忆更多地强调记忆的内容一一文化。这是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最显著区别之一。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都属于人类的体外记忆形式,都要借助体外载体进行保存、加工和提取活动,这是两者之间最显著的共同之处。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IeidaASSnIann)认为,研究人类的记忆可从三个维度进行:神经维度、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12。从神经维度考察的记忆即个体记忆,其载体为“个体大脑”,而从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考察的记忆即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其载体均为体外载体。无论是社会记忆还是文化记忆,文献是其重要载体形式之一,而图书馆则是其得以实现的重要社会设施之一。本文前面从社会记忆角度论述了图书馆之功用,下面将从文化记忆角度
14、论述图书馆之功用。人类借助体外物质载体记录、存储、加工和传播文化信息的过程,若用记忆论的术语说就是“文化记忆”(CUltUralmemory)的过程简单地说,文化记忆就是文化信息的“记”(存储)和“忆”(提取)的循环递进过程。文化记忆可视为是人类文化进化的内在机制,即人类是借助文化记忆实现文化进化的。人类是能够在生物进化基础上进行文化进化的动物。能够进行文化进化,是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进行文化进化,需要借助体外载体,为此人类发明了诸多记载文化信息的体外载体,如甲骨、金石、泥板、简帛、纸张以及现代的电子载体等,同时发明了与之有关的文字、笔墨、造纸术、印刷术等。能够借助体外载体进行文化进化,说明
15、人类是“善假于物”的动物13。德国的扬阿斯曼(Jan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ASSnIann)夫妇是较早系统研究文化记忆的著名学者。他们对文化记忆的释义是:社会交往出现了过度膨胀的局面,随之要求产生可以起中转作用的外部存储器。社会交往体系必须要产生出这样一个外部范畴:它可以使需要被传达的、文化意义上的信息和资料转移到其中Q伴随这个过程产生的还有转移(编码)、存储和重新调出(再次寻回)的一些形式。要实现这些,就需要有一定的机构性框架及专业人员,通常还要有记录体系,如用来记事的绳结、丘林加及用来计数和运算的石头,直至最后文字出现。在膨胀了的社会交往局面和必要的中转存储器之间,记
16、录系统发挥着作用,而文字就诞生于这样的记录系统之中1413。这段话中的所谓“过度膨胀的局面”即“膨胀了的社会交往局面”,指的是知识和信息的剧增所造成的记忆困难之“可怕的情况”(zerdehnteSituation);所谓外部存储器”或“外部范畴”,就是指文化信息的体外记载系统。这种体外记载系统实际上就是文化记忆的主要形式之一。从这段文字表述中可以看出,阿斯曼夫妇非常看重文字在建立体外记载系统中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只有在严格意义上的文字被发明之后,社会交往的外部范畴才可能成为自主、成体系的存在”1414,此话确然。文字其实就是人类的文化信息的体外记载需要的产物。阿斯曼夫妇研究人类的记忆现象,首先区分了交流记忆和文化记忆这两种记忆类型。交流记忆(Kommunikativesgedachtnis)又可译为交往记忆、交际记忆,指个体之间通过身体和口耳相传途径进行信息传递活动所形成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