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知识阶级科举废止以后的知识阶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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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伪知识阶级：科举废止以后的知识阶层【美】柯任达著朱修春译学界普遍认为，科举制度的停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变动之一。1如刘海峰教授指出古代科举制度起着多方面的社会作用。他说，“体现公平竞争精神的科举制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的推广，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集权统治，并且在相当范围内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种考试选才制度.”2张亚群教授认为，“（科举制度的废除）是20世纪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重大变革，它不仅推动了近代中国学校教育和考试制度的转型，而且对政治变迁、文化导向、社会流动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J3杨齐福教授指出废科举之前，科举的内容与人民对科举制度的态度已经经历了很重要的

2、转变。无论科举制度废弃与否，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尤其是西方文化的涌入，对中国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必然产生重大而多方面的影响。不仅科举制度本身开始改变内容，使得中国教育开始改革，并且士人阶层自身对学问的态度也开始适应新近从西方来的动力。4尽管如此，杨还是认为废科举产生了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变迁，例如它杜绝了“士人以入仕做官为取向的传统道路”,导致了传统士人“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的窘境，“被迫转换人生道路”，“传统的身份等级结构被近代职业功能结构所取代。5上述看法无疑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科举废止以后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科举时代的残余。最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倾向于保留读书做官的

3、态度。6关于教育的社会流动的作用，知识分子常常还保持着比较传统性的期望。诚如周振鹤教授所说读书做官论始终没有失去它的魅力，连革命也无可奈何于由考试弋取利禄的这团乱麻。”7对科举时代一些习以为常的看法受到学者的注意。本文探讨一些时人的看法，考察科举制度废止以后知识阶层的转折。综观近来学人的撰着，对于科举制度废止以后知识阶层的转折，他们大致持以下四个看法：一，废科举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趋于重视现代教育，认为以往科举只是是确保利禄和威望的手段。二，知识分子的志向与职业机会的体系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因此，知识分子经常无职业或是无他们所原来想要的职业。三，对这两个现象，不少时人表示担忧和愤怒，他们要么将知识分

4、子的失业等问题归咎于知识分子们本身，要么归咎于社会的缺点。四，取代科举制度的现代教育实际上没有为学堂学生做好准备，并没有赋予他们以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并没有培养他们承担中国现代化建设领导的才能，在一定意义上，现代教育与过去科举制度下的八股文式的教育没有区别。总的来说，据近现代观察者的观点，废科举以后的教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以往以科举为目标的教育一样不切实际。有的观察者称现代教育为洋八股”,认为近代知识阶层是“伪知识分子。”他们的论述和评论体现着科举废止的一些重要的历史面相。尽管注重人才是古代政治传统的核心特征，但是主张现代化的人士所追求的人才种类是不同的，他们在构想中对这些人才所赋予的角色也是

5、与以往不同的。社会学家认为，知识分子精英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道德精英”，他们接受人文类学科的培养，并且声称知识分子领导人要建立在掌握社会伦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8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自从孔子时代就己经在本质上是要具备德性的人。道德精英优先考虑的是伦理和政治，他们亦致力解决人的问题。9作为现代西方科学和技术社会代表的第二类知识分子精英则是“现世主义”精英或是科技精英。10这类精英以其通晓自然规律的知识和能应用技术促进社会物质的进步，而区别于其它精英。在道德知识分子与现世主义知识分子之间一分为二，或许是过于简单化了，但这是中国教育改革者自己制造出来的区分，并且这一区分确实有助于清楚

6、认识他们的关注所在。通常来说，他们的目标是为中国培养出新式的知识分子阶层，即现世主义的知识分子。因此，尽管他们确实没有故意忽略中国青年的道德发展，但是，他们所设想的新式学校教育则是强调新式的技能。所以，除了道德教育这一重要组成部分外，他们还引进了自然科学、数学、外交和政治经济课程，这些课程和国家现代化需要所带来的实际问题有着明显的相关性。他们的目的是通过现代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为中国提供人力资源以拯救中华民族。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中国观察家，注意到知识分子未完全就业的问题在加剧。尽管他们也经常深刻地批评传统的土绅阶层，但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未就业证实了新式学校未能培养出能取代传统士人的现世主

7、义知识分子。陶行知关于废除科举制度的评论，就明显地抨击了王朝时代的土人，激烈谴责他们甘愿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帮助帝制的更辟。他指责说，由于这些土人出任皇帝任命的官员，他们在屈从财富和权势的诱惑同时，也使得以剥削老百姓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得以苟延残喘。对他们来说，知识只是作为保护其财富与地位的一种工具。同时，在地方上，因为他们没有谋生的实际途径，那些未能谋得官职的人，除了变成当地的恶霸、劣绅或是其它令人厌恶的一类人，他们别无选择。陶行知指出，教师对中国社会的毒害最深，因为他们一代接着一代传授无用的知识（就是说“伪知识”），他们使人民永远处于无知的状态，阻碍了改革的进行。11陶行知认为教育改革对中国知

8、识分子精英的特性改造效果甚微。新式学校的毕业生并没有与土人形成本质上的不同。两者获得的教育都脱离了实践经验，并和国家的需要无关；八股考试论说文的“伪知识”只是被现代学校教授的同样无用的知识所取代，新式知识分子有幸继承了土绅阶层作为精英传统继承人的衣钵，他们将精英传统保留到现代社会，成为变革的障碍。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仅仅是由“掌握无用知识的阶层”构成，这个阶层只是塑造和标榜其群体受过教育的形象，以便骗取中国的老百姓。对于这一阶层来说，不幸地是，王朝被推翻就清除了其大部分特权的来源。陶行知写道，中国再不会有一个机构，像封建王朝曾经那样愿意培养那么多无用的人。然而，尽管中国新式的知识分子不能得到他们

9、觉得所应得的回报，他们也没有走到要考虑放弃其对于土绅阶层生活希望的地步。大多数人仍旧追求官员职位，即使他们最终要认识到他们的希望是没有可能性的，只不过是黄粱一梦，他们仍不切现实地苦苦期待。由于他们自身的惰性，他们不会努力去寻求其它更现实的出路，作为一个阶层，新式知识分子的前途注定是失败和希望渺茫的。12一方面，陶行知谴责新式知识分子本身缺乏放弃学者精英之传统角色的勇气，另一方面，他则认为中国社会对新式知识分子的顽固不化亦不能辞其咎。大多数中国人依旧赋予读书人以极高的价值，这就为陶行知所批评的那些脱离实践经验、一无用处的书生气学者提供了勇气。因此，他总结道，除非社会自身对于中国学校提供的教育赋予

10、实践务实的本质，抛弃自身对于学者身份的尊崇态度，否则无用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毒瘤是要无期限地延长和苟延残喘的。13和陶行知的看法很类似，傅斯年也认为中国教育的基本缺陷是其仍旧没有放弃它的“土人习性:自宋朝以来，对于教育唯一合理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得官位的观念，就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民族心理。现代教育的到来几乎没有改变这种观念，大多数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仍旧坚持毕业后得到某种官职这一主要的目标。傅斯年回忆起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放假从学校回到家里，他的亲戚一致认为，他终究有一天要为官的。他还记得他的一位同学，当其父亲听说清王朝准备要取消对新式学校毕业生奖励官方学衔的这一惯例时，确确实实强迫这位同学放弃了学业。官方职

11、位许诺的“诱人的权势”，对于中国人来说，诱惑力太强了，他们简直就无法忽略。傅斯年认为把教育看作是土绅阶层地位保障的传统观点，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教育改革的严重障碍。14傅斯年看来，这种传统态度的消极后果是其阻止了中等阶层的进步。他认为西方的富强说到底是由中产阶层创造的，他们的独立性和职业主义极大地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相比之下，在中国，中产阶层是由那些鄙视体力劳动的儒士构成，他们则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需要去“焚书坑儒”，需要用能够带领创造现代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劳动知识分子阶层取代这些土绅阶层，取代这些十足的书虫和书呆子。15陶希圣也对土绅阶层表达了强烈的反感。他基本上从马

12、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论证，认为土人起先作为封建统治者所雇用的左膀右臂而出现，是统治者为了便于控制中国为数众多的农业人口。这些土人由国家当局做靠山，以统治阶层的名义对大多数人口施展政治和经济的权利。他们的经济财富来源于收取地租和赋税，并且他们丝亳不想发展新的致富之路，也不想努力增加生产的经济总量。他们的注意力却是直接指向在统治机构中谋得一个职位，此统治机构的经济职能仅仅是在自己所辖的范围内为其赚到最大可能的一份利益。陶希圣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知识分子确实非常不同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通常的环境下，资本主义制度带来多样化的经济，可以为知识分子在现代学校里学得的专门技能或职业技能的应用提供大量的实践机会，

13、并指向新式财富的创造。工业发展带来工厂、商行、商贸公司和政治机构的开放，这些部门为新型知识分子阶层提供就业机会，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因其掌握工业经济所需要的技术和技能而显得杰出。然而，在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引入并没有产生出如此的效应。国外帝国主义既阻碍本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妨碍中国工业增长的,破坏了土人的经济基础农业和阻碍制造业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阶层的经济地位在被侵蚀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反而求助于刚刚萌发的商业经济社会，在这里他们要面对来自本国商业阶层的竞争，这一阶层从与外国机构的联系中牟取利益。知识分子阶层不再掌控中国经济的剩余产品，甚至在商业社会里也不能很好地生存，他们发现自己不能维持自己

14、的精英地位，被迫屈从于新的经济界精英的领导。16陶希圣继续谈到，在土人的地位由于经济的变化而下降的同时，他们也受到了军事力量的威胁。在王朝不能再为他们提供保护的情况下，他们除了依靠中国的军阀头目做靠山外，没有任何求助的对象。但是，军阀头目比起旧的皇帝来说，对于官僚没有更多的需求，并且无论如何他们是更愿意雇佣他们的亲朋好友和他们的派系同盟，这使得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希望施展他们的政治抱负。17因此，陶希圣认为那些未能在政界谋得职位，并坚持追求在官场中成功的知识分子注定是要失败的。最后，像其它学者一样，陶希圣亦将责任直接归咎于知识分子本身，谴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成员不愿意抛弃过去的土人传统。土人的传统

15、期待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幻想导致了知识分子阶层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即使土人的地位已在城市经济力量的压迫下遭受冲击，并且已经很大程度上被破坏了，因为知识分子在过去被认为是国家的财富并且得到充足的报偿，他们亳不费力就能在政界谋得一职位。他们是否获得了资本主义的技术教育无关紧要。对于谋得一份赚钱的职位和“国家财富”地位的幻想诱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学业，一心钻营于官场的活动。18李树青提到，20世纪确实与过去发生了重大的决裂。过去的土人在维护王朝权势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写说：统治者“能以马上得之，却不能以马上治之”，于是所谓士大夫阶级者便应运而起，出来帮同统治。19这满足了统治者的利益诉求，并且是帝制的基本

16、组成部分。然而，同时由于皇帝对军事权利的垄断，对独立士人政治活动的敌视，加上土人自身对于儒家人性论的专业信奉，这一人性论力劝人们顺从规则，并要尊重王朝的权威，所以土人几乎不能运筹帷幄自己的政治前程。有时当一个士人的意见和皇帝的意见发生冲突的时候,比较安全的路径就是，土人通常只有“挂冠而去，隐居不仕J20这样的做法是一个体面的选择，是知识分子的价值主要按照土人对于公共利益的贡献这一理念来支撑的。李树青断言，与那些以捍卫儒家服务伦理为抱负的土人相比，现代知识分子彻底缺乏道德规范。现代知识分子已经放弃了儒家伦理对于教育的评判尺度，与此相应，采取了一种纯粹实用的途径来学习，他们只是将学问当作是自我攀援的一个工具。他抱怨道：“现在知识分子的对于学术的态度，便完全当着一种吃饭的工具J21作为一个阶层，现代知识分子己不再相信伦理道德压倒一切。他们己经失去了他们的道德根基，并且已经变得愤世嫉俗，既不具备抵抗当权者舞弄权势的勇气，也不具备从政局的竞争中撤出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