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红军长征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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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课讲稿】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红军长征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长征途中，正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左”倾教条主义者李德、博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才争取了对中国革命前途具有决定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在组织上军事上终结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长征途中，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奇谋迭出，才使中央红军跳出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包围，从而使红军长征更具传奇的英雄史诗色彩；长征途中，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与张国森分裂主义进行有原则又有策略的斗争，才避免了党的分裂与红军内部的火并，从而维护了党和红军的统一，为红军长征

2、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有理有节从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到长征初期，受“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压，毛泽东失去了红军的指挥权，而生搬硬套苏俄经验的教条主义者李德、博古在长征途中，不顾形势与军情之变，固执地坚持要与湘西北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早已了解中央红军西进意图，在桂北湘江两岸集结30万重兵,布下一个大口袋阵，等着红军来“上套针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毛泽东、彭德怀提出，不要让敌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而是绕开敌之口袋阵，杀一个回马枪，回师湘南一带进行游击战争，再寻找机会发展壮大红军。但李德、博古根本听不进毛泽东、彭德怀的正确意见，仍然固执地坚持错误的行军路线。李德、

3、博古作为决策者另一个致命错误，就是将红军的行军来个甬道式大搬家一一部队和机关不轻装也不精简，如蜗牛般爬行，一大批运载骡马驮着无数的辎重，数千副担子，加之人数众多的非战斗人员，各种坛坛罐罐都携带着，连笨重的制造机械也让人抬着。针对这种搬家式行军，毛泽东多次进言，部队要轻装前行，兵贵神速。但李德、博古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置之不理。从红军长征出发到湘江战役前，毛泽东为纠正党内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张闻天、王稼祥原本与博古同为留苏同学，也是在中央苏区时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骨干成员，但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与李德、博古发生意见分歧，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加深了张闻天、王稼祥与

4、李德、博古的矛盾，他们也受到李德、博古的排挤，处于“闲置”状态。长征之初，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编在军委第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与张闻天、王稼祥坦诚交心，反复进行思想沟通，“王稼祥有时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张闻天多次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娴熟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分析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说明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阐述自己的主张:经过耐心的思想工作，张闻天、王稼祥对李德、博古盲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转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折损过

5、半，元气大伤，军心士气也低落到了极点，党和红军的命运面临着重大考验。毛泽东为摆脱危机，广泛深入部队，不断与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高级干部交流，与中级干部谈话，同普通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李德、博古对自身的错误不仅不醒悟，仍然坚持带领红军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针对李德、博古的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与他们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他利用自己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而且已争取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支持的有利条件，以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形式与李德、博古进行合理合法的斗争。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再到猴场会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日益得到中央大部分领导人的支持。这一系列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

6、、思想、组织基础。1935年1月，迎来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始终起着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会议的重要内容是批判“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及危害。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的发言成为遵义会议最重要发言，也为遵义会议奠定了主基调。张闻天所作的“反报告”也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集体创作且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与会的20人除了博古、李德、凯丰三人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外，其他人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这是党的军事路线的一个重大转变，标志着“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组织上的终结。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为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从挫折失败走向

7、胜利奠定了基础，在中国革命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革命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与敌人的军事斗争大智大勇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获得了红军指挥权，他一改以前红军处处被动挨打、被敌人牵着鼻子走的窘境，变战略被动为主动，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地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敌人疲于奔命，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妙的军事指挥艺术。四渡赤水，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与敌军事斗争的大智大勇。就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蒋介石便集结40万大军，欲图将仅有3.5万的中央红军聚歼于乌江西北地区。毛泽东不与敌纠缠，指挥红军渡赤水河西进，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3万多人安全一

8、渡赤水河；正当中央红军试图从川南古蔺、叙永向长宁集中，从宜宾附近北渡长江时，却发现敌川军已扼住长江北岸，毛泽东与军委领导人果断决策，带领红军改变行军路线，摆脱川军，转移到川滇边的扎西地区，中央红军乘追敌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不能及时到达、黔北守敌空虚之机，迅即掉头从二郎滩、太平渡再渡赤水河，攻克天险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取得了遵义会议以来首次重大军事胜利，大大激发了红军斗志；蒋介石连遭毛泽东算计，急忙从汉口飞抵重庆督剿，亲自部署大军合围，企图在遵义、鸭溪这一狭小地区将中央红军逼入绝境，面对危局，毛泽东指挥若定，红军示形于西而实向东，大胆地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当敌西移之际，中央红军神出鬼没地从

9、茅台镇附近三个渡口渡过赤水河，再占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正当中央红军进驻古蔺之际，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川滇黔各路大军向古蔺集结合围。就在蒋介石自信地认为红军如瓮中之鳖之时，毛泽东却指挥中央红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掉头疾进，悄然四渡赤水河，秘密返回贵州，旋即南渡乌江，将国民党大军甩在赤水河之西，成功地跳出了蒋介石精心部署的50万大军组成的包围圈。以假象惑敌、虚虚实实、声东击西，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兵法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当得知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时，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造势攻贵阳之假象，成功地调动国民党各路大军心急火燎地赶往贵阳救驾，中央红军却从贵阳、龙里之间，迅速穿过湘黔公路南下，以每天60公里

10、的速度向云南疾进。红军入滇后，为迷惑滇军，毛泽东再出奇谋，造进攻昆明之声势，当滇军余部回防昆明之际，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务便露出破绽，中央红军便从容渡过金沙江，安然入川，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善于抓住全局关键问题，找到突破点，这是毛泽东在与敌斗争中善用辩证法智慧的集中体现。1935年5月下旬，蒋介石已发现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欲会师的意图，于是在川西及大渡河沿岸再设重兵防守，同时派部队尾击中央红军，试图凭大渡河天险，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虽然红军17名勇士于5月25日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此处水急滩险，难以架设浮桥，而且部队只找着4条渡船，要使数万红军在几天之内安全渡河是极冒风险的。26日，

11、赶至安顺场的毛泽东，在听取部队情况汇报后，经过分析，决定在大渡河上游距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渡河。于是，中央红军沿大渡河两岸夹河而上，经过快速行军，中央红军于29日抢占了泸定桥并攻克了泸定县城，至6月2日中央红军顺利渡过大渡河，使蒋介石让朱毛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的美梦成为泡影。果断出手，打蛇就要打七寸，显示出毛泽东在与敌斗争中的英雄血性。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时，11月3日，原陕北的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全军1万余人。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调集东北军5个师3万余人，试图将长途跋涉、来不及休整的红一方面军一举消灭。在此形势下，能否将敌人打狠打痛，灭敌人的威风，为红军万里

12、长征画上圆满的句号，使红军牢牢地立足陕北，成为全局的关键。为此，毛泽东亲自部署指挥直罗镇战役，准备歼灭敌人一至两个师。这次战役在毛泽东精心指挥下，红军共歼灭东北军1个师又1个团，其他敌军闻风而逃。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捣毁陕甘宁边区的图谋，为中共中央将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与张国煮分裂主义的斗争有原则有让步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当红四方面军首领张国族看到中央红军衣衫不整,装备粗劣，且人数只有一万余人时，而自己拥兵八万之众。他便欲图凭借自身的条件优势，迫使中央作出让步，以谋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权。他置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大好革命形势于不顾

13、，拒绝接受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执意向西或向南发展，公然与党中央的战略决策相抗。张国森以“中央政治路线出了问题，要求中央领导承担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所有责任”为借口，以此为要挟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进而达到夺取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的目的。党中央对张国炎的图谋，进行了既有原则又有策略的斗争。始终坚持红军北上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不让步，但又讲究斗争的策略性，为争取他支持中央的北上方针,便适度满足张国泰对权力的欲望。在两河口会议上，党中央在批评张国泰南下川康的退却逃跑路线的同时，重申了北上川陕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正确方针，为团结张国责让其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之职。但张国康对此仍不满足，7月，张国森指使陈昌浩

14、致电中央，提出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司令部，并由张国责任军委主席的要求。毛泽东与党中央为了维护中央威信，坚决抵制了张国森的无理要求。但是为了顾全大局、维护红军团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张国森作了策略性的让步，决定将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康。然而张国森却得寸进尺，以“统一指挥”为名，提出红军指挥权集中于总司令部，利用其总政委的身份，试图架空中央军委、控制军权，还打着“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提出再增加四方面军干部9人进入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及中央领导人对于张国炎的斗争，采取了斗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办法。他坚持总司令部直属军委领导，党指挥枪的原则，粉碎了张国康篡夺军权的图谋。但在增加中央

15、政治局成员的问题上，毛泽东考虑到四方面军人多势强，对张国炎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同意从四方面军中提升2人为政治局委员，3人为中央委员，3人为候补委员，以表明中央顾全大局的诚意。但即便如此，张国森仍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他借口河水上涨无法北上，甚至在1935年9月毛泽东率右路军北上途中，秘密电令其亲信陈昌浩用武力胁迫中央南下。为避免红军内辽，党中央毅然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借故上山打柴、筹粮，乘着夜色从巴西地区悄然出发，化解了内部火并风险，粉碎了张国泰以武力要挟中央、通过党内斗争夺权的阴谋。在张国奏南下走上分裂道路以后，党中央仍没有放弃对张国燕的争取。9月12日，党

16、中央的俄界会议，多数代表要求中央给张国素作组织结论，开除其党籍。但毛泽东考虑到张国春的问题牵涉到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从团结的大局出发，还必须尽可能地化解矛盾，仍然尽力争取他。然而张国素不顾党中央的一再挽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0月，竟然在四川理番县的卓木碉非法成立伪中央，公然与党中央分庭抗礼。但是，党中央在思想上进行严肃斗争的同时，仍没有宣布撤销他党内一切职务，也没有给他开除党籍的处分。党中央这种以斗争求团结的正确策略，得到了党内军内的普遍拥护。1936年1月24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致电张国泰，明确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他建议张国煮取消伪中央，将张国奏与中央之间的原则争论提交共产国际解决，这无异于给张国煮当头棒喝；又由于执行张国森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遭受到严重挫折,8万红军锐减至4万，广大红军将士对张国森分裂主义的危害有了深切体会，连他的一些亲信也开始质疑，张国森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红四方面军将士最终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宣告了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