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视域下的“左史右史”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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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史视域下的“左史右史说摘要：经由礼记玉藻提出、汉书艺文志阐发的“左史右史”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公案。在传统语境下，经学家利用左史、右史与太史、内史的跨文本阐释，普遍维护礼记说而否定汉书说，但脱离经学政教的影响，汉书说实则更加深入人心，冠名礼记而实取汉书的文化现象更为常见。不过伴随着经学反思意识的觉醒以及近代学术思潮的发展，以章学诚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对左史、右史官制有无和记言、记事是否二分提出各种质疑和批评，严重冲击了这一学说的合理性。但这些批评与质疑并未引起近现代学者的充分注意与积极回应，坚持旧有经说并力证“左史右史”者依然大有人在。这一境遇主要是由于近现代史学史学科的兴起与其他相关人文研究

2、的发展，需要借助“左史右史”说作为学科建设与理论阐发的起点,故而保守地承认甚至维护“左史右史”说成为部分学者的选择。关键词：左史；右史；记言；记事；学术史“左史右史”说是中国学术史上聚讼纷纭的历史公案，其说最早见于礼记玉藻，其文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御瞽几声之上下。”又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刘知黑在史官建置中亦云：“按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文中虽然明言依据礼记，但袭用的却是汉书之说。一场发生唐代元和年间的朝堂奏对则更加显著地

3、表现了这一点。据太平御览征引唐书云：元和中，宰臣已下候到于延英殿。上以时政记问于宰臣，修国史李吉甫对日：”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古者左史记言，今起居舍人是也；右史记事，今起居郎是也。”实际上，唐代对起居郎和起居舍人的设置是“依据礼记及其他早期典籍中记述的原则分担了各自的职责”，其中起居郎于“龙朔二年改为左史，咸亨元年夏故。天授元年又改为左史，神龙元年复故。”与之配套的起居舍人也于相同时间两次改称为“右史”。然而身为修国史的李吉甫面对皇帝诏问所援引的显然是汉书之说，这与唐代官方的意识形态与制度设计无疑大相径庭。由此可见，虽然礼记说凭借着经学属性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但汉书中的“左史右史

4、”说却以其独特魅力为广大世人所认同。士人学者除了在攸关经学政教的领域恪守礼记经说外，在其他言说场合往往随文而用，并逐渐形成冠名礼记而实取汉书的文化默契。二、经史反思意识与“左史右史”说的质疑虽然经学在传统话语中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源自经学文本的“左史右史”说具有无可争议的正当性，但部分具有质疑精神的学者仍然在经学观念的笼罩下开始反思这一“千古公论”。王鸣盛就曾指出：“其始虽分书，其后必合编，故尚书记言，而亦问及于记动，春秋记动，左传记言以附益之。”章学诚的质疑则更具代表性，其文史通义书教篇云：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

5、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章学诚首先提出古人津津乐道的左史、右史分职制度是可疑的；其次认为将尚书春秋分属记言、记事的理论与两书的实际内容以及历史事实并不相符。对于前者章学诚论之无多，至于后者则详为阐扬，而这一看似独出机杼的见解或许是受到前人启发。早在南宋时期，吕祖谦就认识到：“玉藻云云。说者遂以尚书为右史所书，殊不知三典兼载言动，如禹贡一篇，皆纪事，未尝有禹之言也。”理学大师朱熹也曾论及此事，据朱子语类论官载：“古人云，左史书言

6、，右史书动。今也恁地分不得，只合合而记之。直卿曰：所可分者，事而已。曰：也分不得。所言底，便行出此事来。“不难看出，章学诚对史书言、事的认知与吕祖谦和朱熹所言若同一贯。稍早于章学六典，同于魏晋六朝之著作郎，即右史记事之谓也。章氏虽未释左右二史，当于周礼之何史，而于周礼之书，则深信不疑，知周礼之可信，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亦不得谓为无据矣。然记言者未尝不载事，如内史所撰之王命，必以事为依据是也。记事者未尝不载言，如大史所学之六典，其中亦言事兼载是也。不过一重在言，一重在事，非谓言中无事，事中无言，汉志举尚书、春秋为喻，亦举其大者言之耳。古人固未尝分事与言为二，而左史右史之职，则有记言记事之别

7、，吾故曰，章氏所说亦未达一间之论也。与姚名达不同，金毓敏注意到章学诚的质疑，但他以周礼之内史、大史等同于左史、右史为前提，利用章学诚笃信周礼的学术倾向，认为“知周礼之可信，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亦不得谓为无据矣”。以今日学术眼光观之，这样的论证方式很难称得上是严谨有力的学术反击，只有所谓“一重在言，一重在事”平允有理。这种将左史、右史视为周礼内史、大史的跨文本阐释并非孤例，史学大家吕思勉便笃信斯说，他认为，“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这说法，大约是不错的”，并遵循熊安生的阐释思路，推定“史官之职，原出明堂，盖朝夕侍王。其后典籍日多，主其事者，出外别为一官，是为大史氏。其居中者

8、，则别之日内史。然亦多不别者。盖属官之所为，皆得统于其长；且列国容有不别者也”。从中引申出颇为系统的理论思考。然而通览吕思勉的论述，章学诚以及其他相关学者的学术质疑始终未得一见。与此类似，仓修良等人则以黄以周之说为基础，认为“左史即是内史，右史便是太史。而其具体分工，应是左史记言，右史书事”，同样承认左史、右史制度的存在。至于牛润珍则一笔带过地提及章学诚的疑义，并指出左史右史”实际上是西周的一种史官记事记言制度，大史记事记动，颇似汉代的太史令，为外朝官，内史记言，出纳王命，犹如汉代的尚书令，为内侍官。大史与内史各为记事、记言之长，共同负责书记文籍。西周虽有记事、记言之分，但其官名还未有左右之别

9、，故周礼载大史、内史而无左、右之言”。而这一论断显然是在向传统观点回归。部分文献学研究者也对传统经学解说范式保持认同与支持。张辛注意到章学诚的观点并承认有其合理性因素，但他同时指出对，左史，“右史”一概否认不免失之武断。因此他在详细分析太史、内史具体职责的基础上，认为“礼记之后出现于文献记载中的左史、右史不是别的，实际正是太史、内史的别称;或者说是当时人们在非正式场合分别对太史、内史的一种习惯性称呼张君采取了相同的论证路径，他从太史、内史实际职责入手，认为礼记中的左史右史说“合符史实，至当无疑”。所不同的是，他始终没有回应章学诚的质疑。至于晁中辰则肯定了左右史分职的问题，并认为礼记与汉书实际上

10、是由于周代尚左而汉代尚右造成的，二者内涵其实是一致的。而其他学者或坚持礼记说是正确的；或认为汉志说是“于古有征的可信论断”；或主张“左史、右史的职位是存在的“；或表示二者“并不是先秦时期的实有官制，应该是内史、太史的譬喻称呼”。始终力图从新的角度和新的史料，证明“左史右史”说是不刊之论。那么，为何“左史右史”说在遭受到严厉质疑后，会再次成为学界的宠儿？而部分学者又为何会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此前质疑学说，并重新遵循旧有的解释思路来论证这一说法的合理性呢？对此，许兆昌的说法或许能对我们有所启发，他指出：“根据汉书的这一说法，周代史官体制的这一左右史分职，直接导致了中国史学最古老的两种史体的产生，这样的

11、史学史意义显然非同小可。”刘斌也直言不讳地承认：”汉书艺文志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上古史官分工直接关系史学起源，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课题。”诚然，“左史右史”说作为关涉中国早期史学越源问题的关键性论述，是中国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不可避免的话题。早在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引领者梁启超就曾提出四个特别注意者一一“史家、史官、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之趋势”，以启发后续学人的研究工作，而“左史右史”说已经分别占据着其中的两大领域。因此，对于从事中国史学研究的部分学者而言，“左史右史”说不仅仅是简单的学术争鸣问题，同样也关涉到自身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点。那么对于相关研究者，质疑

12、甚至是完全否定这一自古以来广为传习的“左史右史”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瓦解自身学术理论基础的风险，这必然是疑古过勇、无所取材的。而在文献学研究者看来，“左史右史”说除了事关史官建置和职能问题外，同时还“直接涉及先秦典籍的编纂、分类”，而汉志作为中国古典文献分类的专章，其中所总结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说虽然并未成为后世文献分类的主要标准，但却契合中国早期文本的基本形态，特别是在尚书春秋鲜明的文本特征辅证下显得如此真切，以至于与此相关的左、右史分职问题也显得顺理成章。如胡大雷就从文体学角度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视为文体生成的理论基础与关键一环，其中前者“以语言行为动作而被命名为独立文体，进入总集

13、”；后者“以史书的传为单位，或庞杂多种文体，或因互见而不周全，故只有随赋、诗、辞、移等文体一并，”纳入文选和类书。张艳萍则是“在承认史官分掌记言、记事的前提下讨论书与国史春秋的生成问题”，认为“左右史分掌记言、记事说渊源甚古，不得轻易否定”。诚然，在诸多批判“左史右史”说的学术观点中，记言与记事的记述特征也是学者最难撼动的，即便他们否认严格的言、事二分的分职原则，但也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古代文本叙述中，存在以记言为主或以记事为主的表现形式。基于这一现实情境，部分学者也会不同程度地对“左史右史”说予以认同。就此而言，“左史右史”说在记言、记事上的意义远远超出在史官制度上的价值，其学说实际上已经成为追

14、溯中国早期文体特征的经典依据。当然，这一现象也揭示出学术本位意识的介入，并不意味着相关文史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完全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与理性精神，他们只是在研究过程中，放大了“左史右史”说中的合理性要素，并有些操之过急地忽略了对既有批判学说的关注与回应，这无疑是非常遗憾并值得引以为戒的。结语综上所述，“左史右史”说作为中国古代关于历史载录传统的重要学术命题，一直以来都是古今学术界乐此不疲的重要话题。虽然最早关涉这一学说的经学文献和史学文献对此有着截然相反的记载，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除了在经学义理和国家制度建设层面恪守礼记说外，在其他文化场域中，汉书说明显具有更为普遍的文化接受，士人在征引相关学

15、说时，甚至形成了明言礼记而实取汉志的文化默契。不过在经学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学者仍然打开了理性审查左史右史”说的阀门，他们立足于史官制度的实际与记言、记事二分的角度，质疑这一学说的真实性与合理性。而这一批判精神在近代学术转型中得到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诸多学者的继承，他们不断寻找“左史右史”说的理论漏洞，使得这一传统命题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冲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驳之声并未引越当时以及后来学者的足够重视，甚至为他们所忽视，这种学术心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左史右史”说不仅关乎中国早期史学起源与史官制度的成立，同时还直接涉及中国早期文本的文体特征。为了保证自身学术体系与学术理论的正当性，不同程度地认同甚至证实“左史右史”说开始成为部分学者努力的方向。如今，站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辩之外，我们应当抛却古代学术命题的经典魅力以及学科本位意识，理性认识到汉志抑或玉藻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史学观点，而非历史事实，“周代左右史之说应该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左史、右史并非实际设定的史官制度，在早期文本载录中也没有记言、记事的严格分殊。所谓言、事二分应当是汉代学者基于早期文献的文本特征所作出的理想化概括，他们在早期文献中确实存在着主次差别，但并无严格记载界限与学术分工。The“ZuoshiandYoushi”Theoryinthc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