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传记阙失探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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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梅娘传记阙失探因摘要：梅娘（1916-2013年）传记阙失作为一种现象，一方面说明面对沦陷区这样有缺憾的时空，我们的历史研究与书写尚未完成，一方面揭桀出深藏于个人和集体记忆中被压抑被涂抹的情感亟待发掘与正名。论文分析了梅娘传记阙失源自传主个人的主观原因及资料限制、传主子女及相关人士健在、图书市场方面的顾虑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并提出口述整理与他传相结合的路径，以期实现梅娘传记书写的零的突破。关键词：梅娘传记；阙失；原因；对策2013年5月7日上午10点35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时空跨度最大的作家”1梅娘停止了呼吸。有人说梅娘“命硬”，因为她“两岁没了亲娘，十六岁没了亲爹，三十岁没了丈夫，四十多岁没

2、了一儿一女。”2141确实，“再没有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遭受过比梅娘更凄惨的命运。”388身边的亲人一再痛失，最初的理想、信念和追求一再遭到蔑视、扭曲和批判，无法选择的身世、经历和说不清的历史使她在新中国一次又一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无一幸免。梅娘的确是与自己国家的命运一同走过了一条历史的道路。像梅娘这样命运比小说曲折的作家，其经历融合并折射出世纪转折期东北、北方、东亚、中国乃至世界的百年演变史，丰富多彩又错综道杂、扑朔迷离，充满张力”口,如果生前能完成自传写作，那必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族与国家、小人物与大时代、作家的创作经历与美学风格的形成等问题，极有可能成为一部雅俗共

3、赏的畅销书。而且上世纪自90年代以降，不时有人劝说梅娘写传，或为其录制口述史，也有学者表示想写梅娘评传440-41。然而，10年后，笔者在知网以篇名“梅娘”检索，并对结果进行核实，发现对梅娘及其创作的研究成果共有172篇，其中硕士论文29篇，余则为期刊与会议论文，未发现有与梅娘传记/评传相关的文章。知网收录的梅娘研究论文始于1993年，即徐奥翔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的梅娘论；最早的小传出现在1996年，是陈宏发表于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的沦陷区女作家一一梅娘传略。此外，尚有知网未收录的研究成果（包括序跋和小传），即民国时期的同步评论及1992前的报刊文章近20篇，如菊子发

4、表于1937年大同报的读了小姐集、韩护1941年发表于大同报的第二代论、陈放1987年发表于追求的一个女作家的一生、肖沙1992年发表于长春晚报的梅娘小记、上官缨发表于吉林日报的壮心猛志话梅娘等。另外，尽管陈言在她的专著忽值山河改：战时下的文化触变与异质文化中间人的见证叙事（1931T945）中提及其初衷是写一部梅娘评传，可是“由于梅娘旁涉的文学人物和事件比较重要而繁多”，于是写成了梅娘、柳龙光、袁犀”三位作家的断代人物传记”5前言6-7,但从题名的核心词“见证叙事”及全书总体内容来看，它更像是一部沦陷区文学的叙事研究著作，而不是传记。但其中有关梅娘的身世介绍，始自中学时代的创作、翻译、编辑等

5、情形分析、典型而微妙的个人情感及其文化认同轨迹辨析53-86,121-155,186-200,223-235,265-277,288-303,以及附录2-4的梅娘年谱、梅娘创作年表及梅娘研究资料目录索引5309-341,既丰富了沦陷区文学文化研究，也为真正的梅娘传记写作奠定了基础。可见，作为沦陷区文学的研究对象，梅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作为潜在传主，梅娘传记/口述自传仍是遍搜不到。对此，笔者不禁思考：梅娘不仅对传记有着深刻的体认，而且对过往的生活也有多篇长短不一的回忆性文章，晚年身边又有中外学者环绕，何以今天图书市场上仍见不到梅娘的传记呢？如何推进梅娘传记的出版？一、主客观原因其中原因可能

6、是复杂的。如果简单地归之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恐怕是讲不通的。不要说梅娘的冤案早已改正，即便是没有定错的真正的汉奸或是汉奸文人，在政治较为清明开放的环境下，也都先后有传记、回忆录出版。只能说，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中，政治因素的制约是有的，但远不是唯一的。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主客观原因需要分析。首先是来自作为潜在传主梅娘个人的主观原因。历尽风雨沧桑的梅娘对传记、回忆录有着自己明确而独到的识见。她不排斥回忆录或是自传的写作，她说“总结生活感受，写写回忆录，是生命中一件有意义的事。”6240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梅娘先后完成了长春忆旧松花江的哺育我的青少年时期我的大学生活我与日本我与日本文学记忆断片往事往事如烟

7、一一妇女杂志的记者生涯对白云我忘记了，我是女人三个二十七的轮回一封未寄出的信随想小传情到深处远方的思念我与赵树理一段往事关于三角帽子关于茶史漫话博览群书与我音在弦外等自叙性散文的写作。从三十年代郁达夫等人写作自传的情形来看，这些也不妨看作自传的章节。我们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到梅娘的人生经历，又能够真切触摸到梅娘内心情感的波动，感悟到她一贯关注理想、女性、爱情、战争、和平、政治等问题的姿态、立场和看法，意外地窥见在情绪激动或是不经意间掀动的个人情感中最为隐秘的一角无论顺境逆境，梅娘始终不曾脱离她所置身其间的特定而具体的时代政治和文化背景，在有所限制的言说环境中，能以她独特的风格畅言女性的心声，抒写心

8、中的不平和愤慨。虽然梅娘说她“不讳言，亲情的断裂对她的打击之深”6265,但她从不“廉价地叫卖痛苦的过去”。她说“如果以为受过苦、蒙过难就有了写回忆录的家底，怕也写不出什么感人的东西来”6240,那样做，只能表现出“心灵的残缺”6181,是“作茧自缚”。她说“人就是不断向社会挑战又不断与社会妥协的一生。”6265一直以来，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磨难的必然性与残酷性，国内不少年轻人对以往的历史也同样缺乏了解和体认，对此，梅娘认为“只有把这个历史的必然融合在个人的命运之中，才能塑出这个世纪的中国雕像”,“真能写出自身承受的时代的原祭，从中悟出为人之道”6240o在谈到目前的传记作品时，梅娘

9、认为丁言昭的萧红传写的比较好，因为她“能够抓住当时的时代精神”7。确实如此，脱离了时代，没有当时的场景，我们将失去理解作家的基点。同时，梅娘还强调，在琐琐碎碎的生命流程中，”写出自己的情感”，“能有自己的灵魂才行”6225。这样的识见无疑是极为深刻透辟的。20世纪现代传记大师，德语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曾这样说过“只有经过光明与黑暗、和平与战争、兴盛与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7170梅娘站在“地震”发生最剧烈的中央一一伪满洲国新京长春、华北沦陷区中心北平、新中国首都北京一一经历了超越一个女性的身心所能承受的所有事件、灾难和考验，她真正的生活过了。她丰富而深刻的感情和她的身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0、倘使我们不了解她的时代和身世，我们则无法更好地理解她的性格、气质、思想、情趣和作品。梅娘以其97个年轮的苦乐悲欢见证着民族、国家的历史，正是那样的时代成就了这样一个人。所以，梅娘一再强调人与之所经历的那段特定的历史难解难分、荣辱与共的关系，她说“这些历史上的琐碎，是我们生在沦陷区青年的不幸，酸甜苦辣的况味只有自理了，你能责问苍天吗？”“我们沉重的历史，中华儿女都必须背负”，而且她深信“悲惨的现实，一定会翻为历史”6180-192o“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咱们向前看“（1）,是梅娘常说的一句话。“把他放到时代里去”83、”赋予人的神魂”6240,正是传记文学塑造人物的首要前提和精髓，梅娘以她几十年为

11、文的经验深深地体悟到了这一关键所在，可说是慧自心生。正因如此，作为成名数十年的作家，梅娘对传记作者的要求也相对较高。笔者曾与梅娘探讨过这个问题，她说“写传的人得有点儿人情味儿，特别客观的、什么都讲理的人，写出传来也会干巴巴的同时，她还要求传记作者能够熟悉并准确把握传主所生活的时代环境，要占有较为丰富的资料（1）,等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梅娘在世时也不愿意让别人给她写传，她说“盖棺论定，我还没盖棺，无从论定。”6290她觉得只要自己“活得坦荡荡”就足够了（1）。其次是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这里既有资料方面的限制，又有不同传记作者的写作习惯、出于对传主子女及相关人士健在等多方面牵涉的考虑。同时，来自图

12、书市场方面的顾虑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虽然我们常在一些访谈乃至文章中看到有欲为梅娘立传之人，但据笔者了解，正式向梅娘提出或付诸实施的恐怕只有梅娘女儿柳青牵头、由张泉、侯建飞、陈言共同组成的口述史四人组，曾表达过“最想写的就是梅娘传”的作家丁言昭9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既已留心搜集有关梅娘的资料10,并与梅娘有着较为频繁的书信往来，但并没有向梅娘正式提出过自己的想法。这一方面可能是资料搜集的难度较大，写作时机还不成熟。如前所述，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敌”“伪”时期的绝大多数文字材料都纷纷被销毁或封存，能够帮助传记作者还原历史语境的资料找起来确实存在很大的难度，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不

13、仅梅娘，其他被长期淹没的作家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或许有人已经着手写作梅娘传，只是并未向传主本人提起，这也是很正常的治学思路。从中外传记写作的具体情形来看，传记作者未必都是取得传主同意与认可的，金庸传作者傅国涌就是一个例证。写过传记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验：与传主及其家属打交道虽然有时也是令人愉快的，但总体上讲是一件颇费脑筋甚至有伤感情的事，搞不好就要陷入到家庭乃至情感纠纷之中。为客观清净故，有的传记作家宁愿从材料或对传主周边人物的访谈中寻出人物活动的动机，发现人物的个性。这样虽然牺牲了在真实生活中了解传主的机会，对传主日常生活中的细事不够洞悉，但却能够避免一些感情因素的影响，其探索

14、传主内心活动的努力也许会因此而具有较大的客观性。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传主某些时段的特殊经历及后人与相关人士健在等客观事实。由于政治背景、立场观念等难以摆脱的时代属性及传主人际网络的庞大繁复，一部成功的传记必定会涉及广泛，阅读传记的读者很难像阅读小说那样轻松地从人物的生活际遇和情感起落中解脱出来，因为传主是一个真实的客观存在，读者在阅读中自然会唤起某种情绪，从而失去不偏不倚的态度。对此，胡适是最为反感的，他一再说“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11203这种种“忌讳”几十年过去了，仍未见有本质性的改变。

15、起初，梅娘义子侯健飞主要是出于写传的目的结识梅娘的，但后来接触多了，熟了，心情也变了，他说“想请她写传记的念头开始让我自责。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功利了？工作与情感哪个应排在第一位？“这也是一种情况。在梅娘的生命历程中，曾屡遭恶运袭击，生存举步维艰，感情一再跌落谷底，灵魂在无数次挣扎搏斗中伤痕累累。侯健飞是个“很容易动情”的人1233-40,自然会设身处地的为梅娘设想，不愿打扰梅娘已经平静的心，无论如何，对梅娘来说，回忆往事都是极其痛苦的情感历程，冲击是在所难免的。于是，他甘愿放弃初衷，只与梅娘母子相处。我想，这既是缘分使然，也是梅娘老而愈烈的人格魅力使然。但对传记写作而言，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16、当然，对此我们还可以期待于未来。在学术氛围趋近自由的环境下，市场作为“调节的神经”是传记作者不得不顾及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大陆最早编选张爱玲文集的金宏达2002年说起该书的出版情况时，是这样描述的:十年前”出版方惟恐销路不好，还犹豫再三，未曾想不旋踵间，此书大红大紫，畅销一时。”13184在梅娘小说散文集出版五年后，梅娘也颇有感慨地说“那本梅娘选集，可以说是我向新社会的申述。当时无论是选编者张泉还是我自己，完完全全是种战战兢兢的心情，不知道社会肯不肯接纳它。”6190无论金宏达，还是梅娘，他们这些事后发自肺腑的表达正中问题的关键，大环境虽然放开了，但图书的命运由市场来决定的铁律既公正又无情，是谁也无法漠视的。梅娘作为六七十年前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