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套环·“人的文学”·人文乡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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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生套环“人的文学”人文乡土摘要阎连科散文她们深入河南大地与乡土中国，通过“他者化”的男性视角，书写周遭家族女性的哭笑、婚嫁、挣扎与命定，回望女性群体陷落泥沼却又无力挣扎的生存危机与“失语”困境，从“伸屈不可”到“伸屈皆可”以亲情与命运消解苦痛，展现出作家独特的女性主义立场与生命哲学；通过聚焦女性“不是男人”却又“不得不是男人”的生命体验，反思其背后的历史文化渊源与权力话语体系，同时以亲情视野挖掘苦难命运无法磨灭的人性之美，完成当代底层书写与现代“人的文学”之响应，展现其人道主义精神；最后，通过阎连科借助在场乡土经验深入农村肌理的努力，展现其作为乡土与农民的代言人不同于新文学时期乡土作家的民间

2、立场，将真实可感的乡间生死泥土气息移到纸上的同时，传递出阎连科作为当代知识分子温情的启蒙姿态与人文关怀。【关键词】阎连科她们人生套环“人的文学”乡土中国从文字起源角度来讲，“她”字的诞生最初是为了解决翻译问题。由于中国自古便没有区分男女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传统或习惯，面对指代难题，“五四”后的现代文坛中一度存在“该妇”“彼女”“他女”“伊”等指称形式之争。而“她”这一指称方式最早由刘半农提出，并最终于1924年前后在“国语运动”的历史背景下获得社会普遍认同口。延续“她”字的文化脉络，散文她们将视线投向被边缘化与差异化的乡土女性。阎连科用浸满柔情与泪水的笔触书写周澧女性的命运，“写她们哭，写她们笑

3、，写她们的沉默与疯狂，写她们的隐忍和醒悟”2。阎连科为女性发声、为家族女性代言，记录乡村妇女在时代洪流裹挟下从属、被动的艰难处境，同时又在苦难与挣扎之中发现女性作为人的尊严与坚守，发掘来自女性生命体验之中的人性之美，于乡土中国与民间世界之中，展现出当代知识分子的悲悯意识与人本情怀。一、他者之言：从“伸屈不可”到“伸屈皆可”在一众女性作家不再执著于女性经验、试图撕下性别标签之际，阎连科以散文她们重拾性别议题，以男性视野出发，立足家族女性成员生活际遇，凝视豫地“她们”的生命形态，于阎氏家族之中与河南村落之间捕捉女性群体婚嫁、哭笑、生死之背影，于河南乡土大地之上，吟唱出一曲婉转动人的生态女性主义悲歌

4、6o阎连科对于女性群体生命形态的发现与言说，既不同于“个人化写作”的自我袒露与主观抒情，也有别于启蒙者、拯救者的写作身份与凝视、规训的言说姿态，而是从河南乡土大地上的城乡空间出发，深入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立足亲情视角，将家族女性成员放置于时代的裂缝中展开思考，洞察乡村女性“车轮流水”“伸屈不可”的命运遭际，从时代、文化、社会等多维角度视域解析女性逼仄的生存空间，透视她们的生存本相，转达她们的生存感受，使她们成为不再沉默的另一性5。她们中，阎连科作为家族成员与见证“她们”个人命运遭际的亲历者，首先发现的便是女性的生存危机，最直接表现为“婚姻与性的盲从”。常言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面对基本的生

5、存问题，物质条件成为衡量乡村男女婚嫁的准则与依据，而爱情也许在无人在意的角落已沦为婚姻关系的附丽。于是，乡村婚嫁逐渐以物质化形式作为解决生存问题、延续香火传承的内在驱动力，驱使乡村妇女主动放弃或者不曾思索过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如二姐的出嫁。提到家人对于二姐夫家的评价：“人实在，家里也是殷实，过日子是让人踏实安稳的”2寥寥数语不仅是对于二姐夫家庭情况的概括，更是对于二姐未来人生轨迹的乐观判定。提及二姐确定结婚对象的原因，其一，“二姐夫是独子”，其二，二姐夫”是领工资的人一一在县机械厂上班”2,稳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这桩婚姻的匹配程度，与其说这桩婚事是自由的，不如说无形之中这份“自由

6、”被“物质”牵着跑，“自由”在社会固有意识形态附加条款的重压下可能已经“无选择性”。由此揭开女性将婚姻与生存绑定之存在状态。又如“莲嫂子”嫁到“我”大伯家来。一句“我们那儿相对象时，无论是男相女还是女相男，家具、摆设、穿戴都是借的”2揭开了农村相亲的窘况。受困于物质条件匮乏的窘境，相亲双方不得不通过“借”的方式与“欺骗”的手段获取婚姻结果。事后，哥嫂两家的坦然，传递出农村人质朴单纯的性格特征，流露出民间婚嫁的智慧与心酸，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乡村文化逻辑中的深层精神缺失。关于豫地乡村姑娘婚嫁的讲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乡村女性对婚姻与性的盲从的某种确证。印证了“婚姻就是从宽门走进去，而朝着窄门走出来”

7、2的道理。展现阎连科关于婚姻自由、民间精神困境的反思之外，更多的则传递出作家内心深处对于河南大地上与乡土中国中女性的同情与怜悯，因为有情，让散文处处浸润着亲情的温热与感动。其次，便是“失语”处境。她们中，当面对继续读书与否的艰难抉择，二姐在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与食不果腹的年代局限双重夹击之下，选择牺牲自我，把唯一的读书机会与走出农村的希望统统留给“我”这个家中男丁，一句“你好好读书，姐是女的，本该在家种地的”2道出了乡土中国间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隐含着女性在社会话语体系中被灌输的既定性别观念。而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我”对此也不由发出愧疚之感叹与自省之沉思：“做个男孩和弟弟，实在是伦理和命运的好”，

8、再次勾勒出乡间传统观念与文化积习的残影。另外，因“瞌睡症”被婆家离婚、因“丢人”被娘家遗忘的表姐，“多余人”的身份危机导致了表姐无论身处何处都没有立足之处与容身之所的尴尬处境，即使最后消失在在家族谱系中也无人问津，只因“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这样荒诞且冷漠的乡野封建观念，这又与20世纪初鲁迅提出的封建文化“吃人”这一观点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暗合。同样“被遗忘”“被迫沉默”的还有二姑，无论是出嫁还是早荡,关于她的身影已经完全消失在阎氏家族记忆当中，她的存在也已被随意抹去，“关于她的人生和记忆，很早很早就作为陪嫁被她带走了”2。正是基于传统乡村封建观念根深蒂固与女性“失语”困境由来已久，“让我重新

9、去思考我这个男性写作的人生观和价值观”2,于是她们最后，阎连科借“车轮流水，伸屈皆可”的生命哲学消解乡土女性苦难命运的苦涩意味，以生命之延续还原民间之真实，从“伸屈不可”之逼仄到“伸屈皆可”之舒缓，实现“人生套环”的重新发现，以亲情之温度消解苦难之压抑，展现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与悲悯意识。二、她们之困：“第三性”与“作为人的女性”传统女性主义理论将女性的基本性别属性分为两性，“第一性”为生物学性别，属于女性天生有别于男性的特征与气质，”第二性”是女性的社会学性别，即约定成俗的社会秩序与相沿成习的话语体系为其“量身裁定”的性别身份。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社会强加、赋

10、予、造成的。”3在此基础上，阎连科创造性地提出中国乡土女性的“第三性一一女性之他性”，即乡土女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者”而衍生出来的去性别化或无性别化特征，由此揭开乡村女性在家庭内外的空间场域中“不是男人”却又“不得不是男人”的血泪史。她们中，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到80年代初期这段尘封的时间内，由于受到时代和政策双重力量的牵引与导向，以大娘与母亲为代表的老一辈妇女在响应“社会主义大建设”与投身“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同时，被动地催生出“第三性”的特征，最直接表现为女性繁杂的“劳作”。而阎连科用“劳作”来定义乡村女性的劳动，隐喻社会权力话语体系对于妇女性别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区别判定，表现出浓厚的文

11、化反思意味。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在任何时期都承担着不少于任何群体的社会分工与体力劳作，“因为在劳作中，女性不仅要下田和男人一样劳动出苦力，回到家她还有一份烦琐无尽的家务在等着”2,而“劳作”又迫使女性不得不以去性别化或者无性别化方式完成自我身份构建与个人价值确认，由此女性陷落与认知障碍与自我矛盾的泥沼，被动地接受外部世界的规约与定义，加剧女性自我认同危机。在社会建设时期，迫于生产的需要，“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响亮口号重新点燃了妇女解放的时代热情，无数的乡土女性被动地从家庭之中被“解放”到劳动场域之内，于是母亲这样回忆修建水库时的历史情境与妇女遭遇：“那时候把妇女也不当妇女看，每月来经时，也不能请

12、上半天假。月经来了还让挑沙、砸石头、经血就顺腿流在裤子和地上。”2祖国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将女性被动地“解放”到劳动场域，繁杂的劳作以及生理的苦难未尝不是对于女性新一轮的剥削。而“劳动模范”“奖状”“证书”一类的荣誉，又在无形之中将性别与劳动作为对比的参照与标榜的对象，也在无形之中模糊女性最本质的性别特征，如此一来妇女解放的口号似乎又将女性重新圈定到既定的话语体系与宏大的社会机制中去了。而阎连科对于特殊时期的反思，直接将其与底层群众之苦难绑定，体现出作家与新时期新启蒙主义思潮间的某种精神联结4。延续“女人是人，但不是男人”2的讨论，阎连科将性别议题延伸至更为宽广的“人，作为女人的人和作为人的女

13、人”2的讨论中去，以此探讨性别之外更为普遍的议题。关于“人”的思考，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以“人的文学”之理论，概括文学的本质内容与表现对象，通过关注底层人的际遇以实现知识分子启蒙大众之历史使命。延续“人的文学”这一文学概念,阎连科深入乡土中国与民间场域，从乡村妇女的边缘处境与他者地位出发7,以亲情伦理之视角洞察底层人民之苦痛，通过历史追踪与文化反思来揭开底层群众的精神困境与生存危机，与此同时，仍然不忘表现女性作为“人”的美好品质。一方面，作家将叙事的重心回到“人”本身，正视“她们”作为“人”的欲望与追求，尊重“她们”作为人的尊严与价值，特别在处理母亲与四婶冷战之际，面对两位老姑嫂之间的

14、矛盾，作家站在最广大的“人”的立场上去感受四婶作为人的尊严、理解亲人间的血肉联系，发出“作为人的首要条件是爱和理解，不是疏远、嫉恨和隔离”2的慨叹，显露了作家的人道主义关怀与人本主义理想。另一方面，无论是永远哼着歌面对苦难的大娘，还是选择让女儿继承城里工作、留儿子在家种地的四婶，亦或者凭借一己之力将两家由来已久的矛盾纠纷化干戈为玉帛的大嫂，苦难之外总有温情，阎连科将“她们”正视苦难的生命韧性、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与纯洁善良的精神之美又重新填满乡土大地，以亲情之温馨与人性之温柔消解叙事之紧绷与苦难之压抑，完成了当代底层书写与现代“人的文学”的隔空对话8。三、乡土之上：温情的启蒙姿态与人文关怀乡土中

15、国与民间世界作为阎连科创作以来的一惯书写内容，其书写范式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的鲁迅与乡土文学。早在新文学时期，鲁迅借主鲁镇这一精神原乡向乡土中国的封建与滞重、向传统文化与民间陋习发难，无论是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挖掘与批判，还是对于封建思想束缚下旧式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流露，都饱含着来自知识分子对于乡土中国自上而下的审视与鞭辟入里的批判。由于缺乏切实可感的乡土生活经验，其乡土书写多以知识分子或者留学生的叙述视角，站在旁观者或者局外人的观念立场上对于乡村生活进行想象与创作，作家多以俯视或者凝视之姿态，辅以启迪民智之时代话语，开创乡土文学中文化批判与启蒙大众的双重路径。在犀利的叙述话语与深

16、逐的批判立场之余，鲁迅及乡土文学与农民群体、乡村实景的“隔绝”状态也成为不争的事实。对此，有研究者发现，鲁迅笔下的乡土题材作品多将活动场域设置在街头巷尾、十字路口等公共场域，而并非封建家庭内部。除故乡外，大多数作品尚未能从封建家庭内部伦理与真实际遇出发，而是直接借助现代视野分析其背后所蕴藏的文化积习与历史积弊。因此，新文学时期对于乡土中国的书写与想象更多出于知识分子群体借助西方现代文明成果反思中华封建文化的启蒙需要，而并非民间世界与乡土中国的真实呈现。而作为乡土大地与民间世界中的主角，广大农民自然而然地在其笔下成为沉默的、他者的存在，被动地接受来自楼台高阁中知识分子的审视与注解，而真实的乡村与农民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在场的”不在场者。延续乡土文学的书写脉络，阎连科作为来自河南农村与社会底层的“地之子”，耕作、劳动与饥饿是他成长的记忆，苦难、哭笑与挣扎是他生命的体验，因此阎连科对于乡土中国与民间世界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