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农牧交融与畜牧业起源发展进程的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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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提要：本文选取内蒙.占中部、辽西和新疆北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在归纳考古发掘材料的基础上，利用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和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碳十四测年和DNA检测数据，以更为广阔的蒙古高原和欧亚草原的视野，探讨了中国北方农牧交融和畜牧业起源，认为：从早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大型聚落，到采集和狩猎存在下的农业聚落的繁荣，再到农耕的衰退和畜牧业经济的最后形成，这一发展进程是生态环境变迁、文化适应和古代族群的迁徙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中国北方，泛指长城地带及其以北的狭长地区，自东向西包括辽西地区、内蒙古中部、河西走廊、新疆北部等地，也有学者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称该地区为“农牧交错带”。这个区域中

2、部南临农耕发达的黄河流域，北倚牧场广袤的欧亚草原，是中原腹地与欧亚草原之间的过渡地带，也是农业与畜牧业交互作用的广阔地区。这里自然生态独特，生业经济多样，人文环境友杂，丰富的考古资料也都证实了农业和畜牧业在这里的起源和发展，从事农耕与畜牧的人群曾在此不断产生碰撞、交流与融合，因此，在研究农牧交融与畜牧业起源问题方面，这个区域的考古资料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农业和畜牧业均为人类社会重要的生业形态，20世纪以来，针对中国北方地区生业形态的研究己有较多成果，许多学者更开始尝试从欧亚草原的大背景下进行对比研究，并多有论述发表。学界从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中认识到，这个区域的人群自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便以采集

3、、农耕和狩猎互补的生业作为生存手段，最新的考古资料更是发现了距今8000年前后的带有农业因素的定居遗存，例如内蒙古化德裕民、四麻沟遗址和河北康保兴隆、尚义四台遗址的发掘和初步研究，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从距今8000年前开始，坝上地区就有了并非来自中原的、基本定居的、以从事采集、种植和狩猎生业经济的人群存在。考古资料的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中国北方进入了以农业为主，兼有狩猎和采集的生业形态，直到距今4000年前后，本地区开始出现带有畜牧业因索的遗存，并逐渐形成农牧混合经济，距今3000年左右，畜牧业逐渐在生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北方地区的生业形态的研究，应当置于整个欧亚草原的大背景之下进

4、行。杨建华指出：“欧亚草原西起多瑙河，东至中国北方和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地区，它以乌拉尔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再加上南部的中亚地区，共分三个地区”，她认为，科林伦福儒教授将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发展划分为四大阶段，即：全新世狩猎采集经济阶段农耕畜牧经济传播阶段畜牧农耕混合经济阶段一游牧经济阶段，”对照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发展阶段，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北方地区与中原农业文化区之间的差别，而且发现中国长城地带在先秦时期也走过了与欧亚草原大体相似的道路。此说很有见地。郑君雷也认为：“当前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将中国游牧业起源的问题放在欧亚草原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并且注意借鉴西方学者在游牧业起源研究上的成果和

5、理论方法。”通过近几年对内蒙古中南部先秦时期生业形态的进一步研究,我们也将本地区生业经济的发展过程划分为采猎并重一耕猎互补种养结合一农牧兼营一牧猎为主的五个发展阶段，试图从内蒙古中南部先秦时期的生业模式出发，探讨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农牧交融与畜牧业起源的发展过程。本文所要探讨的“农牧交融和畜牧业起源”阶段，也可以看作是“农牧兼营”和向“牧猎为主”过渡的生业模式阶段，也就是前人研究中经常提到的农牧混合经济阶段，同样也正是畜牧业起源的阶段。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一阶段考古学材料的分析，厘清中国北方地区农牧交融生业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而追溯畜牧业起源的动因和相对年代，揭示畜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并由此开启中国

6、北方农牧交融与畜牧业起源研究理论体系的模式建构。一“农牧交融考古遗存的发现中国北方地区目前发现的能够体现“农牧交融”生业形态的考古学遗存，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中部、辽西和新疆北部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至3000年左右阶段，这几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所体现的农牧业交融与发展的特征，存在着较大的相似性和一定的差异。1 .内蒙古中部地区在内蒙古中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由北上的后冈一期文化、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发展起来的仰韶晚期的庙子沟文化的大坝沟和庙子沟两处遗址中，在以农耕遗存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出土的马、野驴、牛、黄羊、马鹿、狗、狐、貉、熊及水生的野生动物分别占到76.7%和66.7%,其余为能够判定家

7、养的猪和狗，说明当时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和少量家畜饲养的生业形态。龙山阶段永兴店文化的遗址中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动物骨骼，其中可辨识的有部分作为卜骨的猪、牛、羊等动物的肩胛骨，因未作具体动物种属鉴定，因此，我们无法得知这些动物是否为驯化的家畜。但继承永兴店文化发展起来的朱开沟文化及其后续的西岔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家畜驯养和畜牧业逐渐形成的直接证据。地处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流域的朱开沟遗址是朱开沟文化中发掘最全面、遗存最丰富的遗址。田广金将朱开沟遗址分为连续发展的一至五期，整体年代跨度为距今41003300年，其中第一期属于龙山晚期，第二、三期属于夏阶段，第四、五期进入商代早期。从朱开沟遗址出土的以鬲、

8、邱I、三足瓮、高领罐和盆为主的稳定陶器组合，以及数量较多的生产工具反映的定居生活聚落来看，本遗址内的人群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从采集的大量可供鉴定种属的动物骨骼标本来看，居址中可以确定的猪、绵羊、牛和狗等家畜的比例居然达到88.53%,野生动物马鹿、狗、青羊、双峰驼等仍占11.46%。此外，墓葬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猪、羊等家畜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骨骼。这些数据表明这一时期的定居人群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兼营畜牧业和狩猎活动的。我们通过对朱开沟遗址五期遗存出土的动物骨骼重新进行分期统计后发现,从第一期开始已经出现一定数量的猪、牛和羊，从第二期到第三期，猪和羊的数量都出现突增。若单从居址的分期来看动物骨骼统

9、计的结果，则从第二期开始,牛和羊的数量不仅出现较大的增长，且两者的总数开始超过猪的数量。可见，尽管朱开沟遗址聚落中养猪的规模一直较大，但以养羊为主的畜牧业可能从第二期开始兴起并不断发展，成为生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开沟遗址中一至五期均是以鬲、甑、三足瓮、高领罐和盆为主要组合的陶器群，且其中的袋足鬲、蛇纹鬲、盆形廓I、三足瓮和高领罐等陶器有着较为完整的发展序列，因此，朱开沟遗址五期的人群应属同一文化体系的人群。对于动物骨骼的分析，则应当反映了同一人群的生业形态在这一区域由农业为主，逐步向畜牧业转变的过程。西岔文化目前共发现4处遗址，其中仅西岔遗址经过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遗址位于南流黄河东岸的

10、台地上，可以分为四期文化遗存：第一期与白泥窑文化晚期接近，第二期相当于永兴店文化，第三期属于朱开沟文化，第四期为西岔文化。据曹建恩所言，西岔文化的两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年代都落在公元前I100年左右，结合出土遗迹与陶器组合反映的文化面貌，西岔文化应该是继朱开沟文化之后，新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其年代大致应在距今32003000年之间。西岔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达到了7788块，代表了631个动物个体，经过对动物骨骼的专门鉴定，发现这些动物以哺乳动物为主，有少量的鸟类、鱼类和软体动物。能确定为家畜的动物为猪、山羊、绵羊、黄牛、狗和马，占出土动物遗存总量的90.88%,其中猪的数量最多，约占

11、动物总量的41.82%,山羊和绵羊的总数为30.68%,黄牛占到&25%。野生动物马鹿、梅花鹿、狗、獐、麝、兔、稚、熊、狐狸等的骨骼合计所占比例为9.12%。西岔遗址的植物泡粉分析表明，从遗址早期地层到西岔文化的地层中，都检测到了栽培禾本科植物的花粉，刘莉等还对西岔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进行过淀粉粒分析，发现了薯荔、蛇瓜、慈仁、小米和小麦族的淀粉粒。综合植物抱粉和淀粉粒实验的结果来看，进入西岔文化时期，人们仍然在从事谷物栽培，同时也对野生植物资源进行采集。西岔文化时期与朱开沟文化时期相比，带有更明显的畜牧业色彩，饲养的家畜大幅增加了山羊，特别是马的出现,可能代表了流动性放牧的开始。所以，西岔文化时

12、期生业形态应是以家畜饲养为主，谷物栽培和狩猎采集作为经济生活的补充手段仍然存在，这一时期虽然仍然以养猪为主，但畜牧业因素已经占有较大比重。2 .辽西地区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的动物骨骼。白音长汗遗址的红山文化遗存中，出土有马鹿、斑鹿、泡、猪、牛、狗、狗稚、野兔和贝类等动物骨骼，牛河梁遗址出土了梅花鹿、犯、獐、野猪、狗、黑熊、狗推、野兔、东北勖鼠、雉和河蚌等动物骨骼，东山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以猪骨为主，还有部分鹿骨。在以上遗址的动物遗骸中，可以肯定狗是家养动物，从较早的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就有家猪骨骼出土的情况看，红山文化阶段应该有了家猪的饲养，但也应该存在有野猪的狩猎

13、。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推定，红山文化时期在有一定程度的农业因素的前提下，狩猎和渔猎活动应仍占有较大比重。此后的小河沿文化虽然动物骨骼发现得较少，对其动物种类还不太清楚，但在南台地遗址发现有被埋葬的狗，在房址内还出土了陶塑家猪和狗头的形象，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存在家畜饲养的证据。地处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基本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以山城体系为主要文化特征的考古学文化，其与朱开沟文化的年代跨度大致相当，学界绝大多数的观点认为其处在夏至早商阶段，即距今40003400年之间，也有学者认为其年代上限或许可以早到龙山晚期。有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生业形态的研究，自上世纪末便取得了

14、一定的成果，尽管表述略有不同，但基本认同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是以粟作农业为主，兼有家畜饲养以及采集狩猎的生业形态。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一般都堆积较厚，诸多遗址发现有农作物遗存。赤峰大山前、东山咀、三座店、北票丰下等遗址的窖穴或陶器中也出土过炭化的谷粒，从鉴定结果来看，绝大多数是属于粟一类的农作物。在饲养的家畜中，绝大多数遗址内的动物骨骼没有经过确切的鉴定，仅有建平水泉遗址和大山前遗址经过较为详细的鉴定,但建平水泉遗址的动物骨骼并未按照文化性质进行分别统计，而大山前遗址中，属于本文化阶段内的动物中，猪占47.65%,牛占24.44%,羊占15.50%,狗占10.94%,“其中除个别个体的牛骨（角）

15、尚具有野生性状之外，绝大多数都己具有明显的家养动物的特征。”可见这一时期，饲养的家畜中己经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牛和羊,可以肯定这时的生业形态中已带有一定比重的畜牧业因素。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葬中却很少发现牛羊的遗骸。在大句子发现的几百座墓葬中，随葬的绝大多数为猪骨，部分狗骨，不见牛和羊的骨骼,这一情况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朱开沟遗址第一、二期的墓葬殉牲情况相似,推测两者的生业形态应属于相同的发展阶段，此时畜牧业因素表现并不十分明显。综上可知，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更多的是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因素己经产生，也可能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占据了一定比例，但并未占据主导的地位，畜牧业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期。魏营子文化是辽西

16、地区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兴起的一个新的文化类型，虽然对该文化的认识尚有不同看法，但其分布范围大致同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介于夏家店下层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却是学界基本共识。王立新等据赤峰喜鹊沟遗址的发掘，建议将该文化区分为大、小凌河流域的魏营子类型和赤峰地区的喜鹊沟类型，目前看来很有必要。根据目前发掘的材料可知，魏营子文化时期的农业比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略显落后，以往见于报道反映生业形态的材料不多，特别是兽骨材料有限，仅见少量墓葬中有殉牲，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本阶段发现了用羊骨进行随葬的现象。近年喜鹊沟铜矿遗址的发现十分重要，该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骨骼429块，可鉴定属种的标本有217块，包括了黄牛、绵羊、山羊、家马、家猪、家犬等家畜，以及马鹿、熊、勖鼠和其他啮齿类野生动物，驯养动物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其中从肉食贡献率上看，黄牛达到78.5%,其他家畜占14.5%,野生动物合计占7%。这一现象反映的应该是在农业经济渐趋衰退情况下，畜牧业经济逐步增长的态势。喜鹊沟碳十四检测并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