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与明清鲁西运河区域商贸盛况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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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商与明清鲁西运河区域商贸盛况探析摘要：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繁盛的漕运及宽松的漕运土宜政策，促进了运河区域的商品流通及贸易繁荣。得天时之机、地利之便、人和之利，晋商纷纷来到鲁西运河区域从事经商贸易活动，或坐贾经营，或转运批发，成为活跃的商贸群体，势力强劲，实力雄厚，甚至垄断了某些行业的经营。晋商在鲁西运河区域的商贸活动，在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江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便利的交通、宽松的政策以及遵诚重信、以义取利所营造出的良好经商环境在促进商品贸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关键词：晋商；漕运；鲁西运河区域；商贸活动明清时期，因漕运所需，在政府强力

2、主导下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鲁西临清、聊城等运河区域河运交通便利。得漕运“土宜”政策及移民乡谊情足之便，货物畅流，营商氛围浓厚，晋商纷纷来此从事商业贸易，甚至垄断了盐、铁铜、哈达、金融、木版年画等行业的经营。探究该时期晋商商贸活动状况，体现良好经商环境在促进商品贸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考察晋商以义取利、诚信赢天下的经营之道，能够为当代提供有益借鉴。一、明清时期晋商集聚鲁西运河区域的因由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鲁西一带水运交通便利，漕运繁盛，货物畅流；鲁晋两省，分居太行山左山右，位置相邻,相距较近；明初移民，晋人入鲁，定居鲁西者众，俗缘情深，营商氛围好。得天时之机、地利之便、人和之利，明清两代

3、，鲁西运河区域商贸繁荣，诸多晋商集聚于此，从事商业贸易，有力推动了当地商品贸易的繁荣。（一）天时之机：漕运繁盛与朝廷宽松的“土宜”政策，为商品畅流提供了良好时机经济社会发展史证明，商可以富民，商可以强国，流通也是生产力。没有流通，商品价值就无法实现，也就没有再生产，因而也就没有社会的繁荣和发展，所以说交通便利是商品流通发展的重要前提。明清时期北起北京，南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因朝廷重视而全力建设、修缮与维护，全线畅通，是南粮北上的漕运主通道。漕粮运输时，政府为补贴运军生计及运粮脚价之不足，“以资运费，以恤军困”“恤丁伍而通商贾”，采取了“土宜”政策，准许运丁携带一定数量的免税土产货物，沿途出售。从

4、明至清，这一政策不断放宽，携带土宜数量逐次递增。明成化年间规定每船准带免税土宜10石，嘉靖时增至40石，到万历时增加到了60石。清随明规，土宜政策不变，但随船土产的额定数量增加更多，顺治、康熙时南货北运定额是60石，雍正初年为120石，旋即增至126石，而到嘉庆时又增加到了150石。漕船南下返程时，也有相应的免税土产定量。漕粮运输及不断放宽的漕运土宜政策，有力带动了运河沿线商品流通和沿岸城镇的发展，促使运河沿岸城镇客货聚集，商贸繁荣。时人赞曰：“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地处鲁西的临

5、清、聊城，得漕运之便，成为了“人烟辐辕，市商云集”“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的著名商贸都会，形成了“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的景象。在其辐射带动下，所属州县商贸经济也得到较快发展。商品流通与商业贸易的活跃，吸引了南北各地的商人云集于此。善于经营的晋商更是敏锐地嗅到了这股商业气息，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大量涌入鲁西运河区域从事商贸活动，到清代出现了“殷商大贾，晋人为多”“西商十居七八”的境况。（二）地利之便：京杭大运河与卫河交汇于鲁西，且鲁西与山西位置相邻，水陆通达，交通极为便利鲁西一带，京杭大运河穿聊城、临清北上过德州而入河北，卫河由西南北流在临清与运河交汇。作为鲁西区域中心城市的聊

6、城自古又是陆路官道所经之重镇。随着京杭大运河河运交通作用的凸显，这一地区在明清两代就成为了人们北去南来、东奔西往的汇聚之处。另从地理方位来看，山西因地处太行山以西而得名，古称“山右”，谓其在太行山右侧，又因位于黄河以东，亦称“河东”。山东与山西以太行山脉为界，分居山左山右，是为近邻，且都靠近河南、河北。是时，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由山西到山东鲁西一带的交通路线有三条可供选择。一是水路，由卫河、大清河入京杭大运河，运费低廉且南北通顺，北上可直达天津、北京，南下过济宁可直下江南，历徐沛，通苏杭，至闽粤。在北京、天津的晋商多选此路而来往。二是南路，从河南入鲁西。晋商在河南者颇多，开封、周口、洛阳、南

7、阳、朱仙镇等地都是晋商活跃的地方。清康熙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就出生于山西阳城县黄城一商人兼官僚家庭，他曾讲其家乡人“弃书册为贾人者数矣，大河南北懋迁者众。“从山西南部进入河南非常方便，而在河南的晋商进入山东从而到达鲁西区域也是非常容易的。三是北路，从山西的中部、北部过河北进入德州、临清,且临清紧邻河北，来往也很方便。况且，作为南北物资、客商行旅交流大动脉的京杭大运河，自然是鲁西区域与全国大多数省区商品流通的主渠道。运河的浚通使鲁西平原成为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运河之中“东南漕运岁百余万艘，使船往来无虚日，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到永乐末年，山东运河沿岸的济宁、聊城、临清、德州已是“商

8、贩所聚，百货倍往时。”民国临清县志记载：“每届漕运时期，帆橘如林，百货山积，经数百年之取精用宏，商业勃兴而不可遏。当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商品物资充盈，集散方便，是难得的取利聚财之地，自然吸引商人聚集。（三）人和之利：，曹西运河区域山西移民较多，原迁地商人与移民同根同源，认同感强，安全感足，经商氛围融洽元末明初，因战乱及灾荒，山东鲁西、鲁西南地区人口锐减，地广人稀。为平衡人口分布，促进耕垦，明政府强力组织移民，规定“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明太祖实录一九三卷载“洪武二十一年，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新德、临清、太康诸处闲旷之

9、地，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一九七卷载“洪武二十二年，山西贫民徙大名、广平、东昌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二二三卷载“洪武二十五年，迁彰德、东昌、大名、开封府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该时期，大量的山西人移民至山东。据曹树基先生考证，“洪武二十年，东昌府有山西移民约6万余人，到洪武二十八年东昌府接纳的山西移民人数为14.5万人。”另据在在平县孙桥乡何官屯村发现的墓碑记载：“洪武三年何振刚奉旨率百名移民，从山西洪桐县迁来立何官屯。”在在平县王老乡发现的一块墓碑记载：洪武十三年从山西榆次迁来立村。此外，在在平县其他地方发现的墓碑中，关于洪武二十五年奉旨移民到此立庄的记

10、载更多，如现在的赵官屯、单庄、吴官屯等皆为山西移民居住地。移民与原迁地居民同根同源，关系密切，观念上认同感强，生活上安全感足，乡谊情深，在商贸往来中信任感倍增，容易形成良好的经营环境。正是在这种融洽的氛围中，晋商的势力不断壮大起来。况且，宋元以后，得“开中法”之利，山西人心思富，重商观念强，形成了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的社会风气。“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大致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山西流行的童谣说“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知县也不换。”在他们看来，经商是一种比读书做官都重要的事情。的确，商贾走远方积金钱，

11、夸耀闾里，出则车骑，入则广厦，使得人人羡慕。他们的立业思想是“以商致财，用财守本”，即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或经商，获取经营利润，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从而建立以商业为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殖机制。他们认为商和土、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在这种民风的影响下，才华出众的年轻人纷纷进入商途，为日益壮大的晋商群体源源不断地补充着新鲜的血液，他们“工商务实，勤于商贾。”观念新颖，勇于开拓，目光远大，视野开阔，具有成熟与精明的经营策略和良好的经商之道，不断拓展商业活动空间与经营品种，大大带动了迁居地经济贸易活动的开展。二、漕运带动下晋商与繁华的

12、鲁西运河区域商业贸易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由苏鲁交界的峰县台儿庄入境山东，经微山、南阳诸湖，流入鲁西平原，途经聊城、临清，最后由德州桑园镇进入直隶，直达天津、北京。这条明清时期的水上交通大动脉，是朝廷漕粮运输的主通道，也是行商客旅以及各类土杂商货的汇聚之处。运河之上每年所过船只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九年，仅临清过关船只多达九千七百三十八艘，浒墅关更是每日水波荡漾，舟楫不绝。”为保证漕粮的顺利运输和仓储安全，明代政府分别在天津、德州、临清、徐州、淮安等沿运河城市建立了漕粮仓储库一一水次仓，“各有部署以监临之，岁一易其人，盖国计之重大焉者。”水次仓的相继建立及扩充，大大促进了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展并有

13、力带动了商品的流通。临清的水次仓有三处，分别为临清仓、广积仓、常盈仓，年仓储三十余万石，规模宏大。在水次仓的带动下，明正德、嘉靖年间两次扩建临清州城，“以为商贾之列肆于外者。”在建置上，因商贸地位突出，临清于明弘治年间升为州，清乾隆时再升为直隶州。是时，河运规模庞大，仅漕粮一项，就运船数量及运军人数而言，“明天顺以后定船11770只，有官军12万人。“就漕粮运输数量而言，明永乐年间为460万石，宣德时高达500万余石，以后一直保持在400万石以上。清朝前期，漕运因袭明制，各省漕船原额10455只，另设驳船600只，因不敷用，乾隆末年定官备驳船1500只。“每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再加上应征耗米

14、，总数在五百万石以上。如前所述，位于山东西部的临清，邻近河北、河南，分合于此的京杭大运河、卫河水道北达津京，南抵苏杭，西及汴梁，以这河道主干线为端点，再与其他水路、陆路相衔接，构成了一张纵横交织的商品流通网，使之成为了明清时期的商业重镇和流通枢纽。到明中叶，临清“商贾辕集，货物骈填。”“游宦侨商日渐繁衍，四方之人就食日滋。”维毂南北的临清市场同时兼有零售、批发和农产品集散的功能，集中了各地商人在此或开店设肆或从事中转贸易，特别是清代，晋商众多，势力强大，实力雄厚。据明神宗实录记载，明隆庆万历年间，由晋商掌控的典当行众多，盐行除公店外有十余家居各街。据民国临清县志记载，清代在临清的晋商“执钱庄、

15、丝绸、茶盐、皮货、杂货等各行业之牛耳，成为实力最雄厚的外籍商人集团。”仅茶叶店铺，乾隆年间，“大者二十八家，小者不计。”大批晋商来临清购买茶叶，“或更舟北上，或舍舟而陆，总以输运西边。”距临清百余里的聊城，晋商更为密集，实力更是雄厚，势力远远超过了山东本省的商人。据许檀教授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研究表明：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山陕商人占聊城商人总数近70%。他们多将铁货、茶叶、食盐等物资从外地运来中转贩卖，还收购棉花、绸丝开店加工成品后运销他处。据嘉庆年间的记载称“东昌府治，东省之大都会也，人烟辐辕，市商云集。山陕诸友，辐辕而聚此一地，其势至涣也”。“东昌为山左名区，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

16、不可胜数，而吾山陕为居多。”现今，聊城山陕会馆所藏同治四年“山陕会馆众商续拨厘金碑”记载，当时捐资的山陕商号953家。另藏“太汾公所碑”则记述了该公所建立的缘由是太原、汾州两地商人来到聊城的太多，其他地方住不下，为安置他们而修建。“聊摄为漕运通衢，南来客舶络绎不绝，以吾故乡之商贩云集焉，而太、汾两府者尤多。自国初之康熙间，来者踵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容。有老成解事者，议立公所，谋之者众。全日：善。捐厘醵金，购旧宅一区，因其址而葺修之，号曰太汾公所。”该时期，晋商在鲁西各县从事经贸活动的也很多。馆陶、齐河等县均有山陕商人所设布庄收购山东土布销往口外。明代鲁西“市场上多有山西铁器。”乾隆汾阳县志载，汾阳人吴文玖“尝贾于山东禹城”，因此而致富。民国恩县志说，该县的市镇中都有染坊，“惟营业者，多系山西人。”京杭运河穿镇而过的张秋，元明清间为南北孔道，水路要津，商贾辐辕之地，其最繁荣时在明弘治到清前期，后因河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