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思维与古代文论范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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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学思维与古代文论范畴摘要：经学思维在中国古代官方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古代文论范畴的研究中，离不开对经学思维的分析讨论。经学思维中明道致用、宗经征圣、权威崇拜、信而好古等特点直接关系到了“教化”“文质”“风骨”“古雅”等文论范畴的生成和演变。经学思维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道德文化品格，文学与经学广泛交融，共同满足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需求。关键词：经学思维；文论范畴；教化；文质；风骨；古雅引言经学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官方学术，自汉代以来，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受此影响，经学思维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时代皆有重要表现。魏晋之际的玄学思潮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经学的反叛，但

2、也未能完全脱离经学的范围。在此之后，宋代经学注重义理，明代经学追求心性，即便各有侧重，但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经学思维的核心都始终未变，即信而好古，不断依经立义，追求道德使命，崇拜权威与典范。这种经学思维方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举止、思想态度和信仰追求，对中国古代文艺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与西方文论注重建构科学严密的概念体系不同，中国古代文论主要依靠“范畴”的构建和整合提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可以说“范畴”在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中具有核心和基础作用。当代学者曾这样阐释“范畴”：“范畴是关于客观事物特性和关系的基本概念，是作为人类思维对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概括反映，它在人认识世界的实践活动

3、中产生，转而指导人的实践活动。”在对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研究过程中，离不开对于经学思维的讨论分析，某种程度上，经学思维对文论范畴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文论范畴又极大地体现了经学思维的特点，甚至反作用于经学的发展。当前学界对于经学思维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对某一人物的经学思维进行个案研究，多以其代表性作品为切入点，并综合人物生平经历进行探讨。其二是侧重于辨析“经学”思维与“子学”思维二者之关系。其三则是分析经学思维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与价值观念的影响，并对经学思维方式的特点进行总结概括。尽管在上述领域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现有的研究成果仍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关于经学思维与文学、经学

4、思维与文学理论的关系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且多侧重于人物个案的经学研究，缺少宏观性探讨。另外，在对经学思维与文论的关系研究方面，缺少对经学思维与文论范畴关系的探讨。实际上,无论是“气”“象”“味”“兴”等元范畴，还是由此衍生的其他范畴，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经学的影子，因此以文论范畴为切入点，可以窥见经学思维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本文即主要分析在典型的经学思维模式下，几种常见文论范畴的衍生、发展和特点，并借此探究经学思维与古代文论范畴的关系。一、明道致用与“教化”范畴经学是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作为古代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满足统治者现实需要的过程。因而经学家们在阐释儒家经典

5、著作时，始终关注政治伦理责任，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使命感。这种思维方式应用于文学创作中便是注重怨刺上政、教化百姓的讽喻，即通过文学的感性作用来培养人民自觉服从统治阶层的伦理道德，让人民由接受外在的强制统治转变为内心的自觉跟随，从而与上位者的统治需求遥相呼应。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教化”范畴便由此鹰运而生，集中体现了经学思维下的明道致用思想。礼记经解（第二十六）中说道：“孔子日：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唐孔颖达曾对其中的诗教理论作了进一步注解：“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

6、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在经学思维影响下，文学艺术讲求温柔敦厚的诗歌教化作用，注重经世致用，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社会功能。此外，毛诗序还明确提到了“教化”范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并且指出，“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这一观点影响深远，古代文论中的“教化”范畴也由此正式形成。就其内涵而言，“教化范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经世致用的诗教观。这一点不得不关注论语，其中多次谈到了孔子对于诗的看法，体现了先秦儒家对文学艺术本质和功能的认识。孔子认为，诗的作用在于“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突出了诗歌

7、的政治实用性，并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要求诗歌思想纯正，并进一步提出“不学诗，无以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认为，诗歌的重要作用就是服务于现实政治，艺术欣赏性需要让步于社会实用性，诗歌能够鼓励人们在伦理社会中成就完善人格。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也被后代学者所继承。曹丕典论论文有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亦指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其后无论是韩愈的“文以载道”观、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观，还是苏轼倡导的“文道并重”，甚至二程提出的“作文害道”，其本质上都是在强调诗文的政治教化作用，都具有比较强烈的社会功利色彩。其二是怨刺上政的讽喻传统

8、。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谈及汉代经学之盛时曾评价道：“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在汉代经世致用的背景之下，诗歌美刺讽喻的教化作用已经深入人心。唐代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民和。”可见，文学的政治功能在不断放大，并已逐渐形成了怨刺上政的文学传统。文学理论中这种“教化”范畴的形成，既体现了古代文人的个人道德要求，又体现了古代官僚的现实政治要求。经学家们往往也是重要的文学理论家，他们的文学思想与经学思想同根同源，为进一步阐释文学思想，往往便会在经学中申发文论范畴，而“教化”范畴

9、就是其经学思维的重要体现。二、宗经征圣与“文质”范畴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成离不开经学元典，刘勰文心雕龙中就有原道征圣宗经三篇，他指出，“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他认为，五经是“文章奥府”“群言之祖”，阐明圣人思想的经书是做文章的典范，学习作文首先要研习儒家经典。而他同时也认识到，从另一角度来说，圣人在谈及政治教化、彰显功绩、修身尚德时，也必须注重文辞的重要性，于是其在征圣中就曾提出了“政化贵文”“事绩贵文”“修身贵文”的观点。学者的经学思维使其注重在对以往经典的整理注释中阐述自己的思想，即便是魏晋时期追求自我的玄学

10、，其思想的阐发也是借助老子庄子易经论语等前代经典作品来表述的。受此影响，很多古代文论范畴本身就取自经学元典，如“兴”“道”“象”“气”“雅”等等，而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被广泛使用的“文”与“质”的概念,就充分体现了宗经征圣的经学思维。“文”“质”对举，最早出现于论语，被孔子用来形容理想化的君子品格，体现了对立统一的哲学关系。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颜渊篇又云：“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日：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尊犹犬羊之羁。”这一本于经学元典的“文质”思想，后期被引入文学创作中，其内涵便不断丰富发展，成为重要的文论范

11、畴。一方面，“文质”范畴的出现体现了古代文论对经学内涵的扩充发展。“文质彬彬”本来表达的是对君子人格的审美理想，应用于文论中变为了文学作品的审美理想，但是其内涵本质并未发生太多改变。汉代是经学盛行的时代，董仲舒就曾经言明：“文质两备，然后礼成。文质偏行，不能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扬雄也认为，文章应该“质”重于“文”。在经学家眼中，文学创作需要突出“质”的作用，陆机文赋中亦有“碑披文以相质”一说。而对于“文质”这一范畴的确立和发展起到更为突出作用的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情采篇提出“质文相附”说，指出：“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鄢同犬羊；犀先有

12、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摘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刘勰强调的是文学作品有“质”无“文”或有“文”无“质”皆不可取，必须文质并茂，既注重作品的辞采、音韵等外在形式，也不能忽视作品的内在思想。而这种“质”，又是以“宗经”为核心的，只有这样，最终才能构成“文质彬彬”的理想作品。而他的这一观念又恰恰是呼应了论语中孔子的君子理想，把“文”与“质”的人生哲学演变成了“言辞”与“内容”的文学理论。可以说，刘勰虽然发展了文学创作论，但是其思想渊源仍然

13、要追溯到经学之中，而且他这种重视“质”的理论学说，其本质也是为了借经学之质朴来扭转其时文坛“为文而造情”的错误文学思潮。另一方面，“文质”范畴中所强调的“质”本身就包含着阐发经学、教化劝诫的意图。曹丕典论论文中强调：“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刘勰也进一步说明：“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既将“文”的作用提升至关乎朝野天下的崇高地位，又突出了只有圣人才能创作出真正好的文学作品，而其文辞中也必将体现出圣人的思想。由此，文学的价值意义便与道德事功的经学思维结合了起来。王充在论衡自纪中强调：“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

14、补。”这里可以说是有些夸张地突出了文学应该经世致用的思想，注重从经学中提取“质”与“文”的含义，用经学思想中的教义之“本”来实现文章之“用”。姚思廉在陈书后主本纪中曾引魏征语：“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也突出了作为统治者，如果远离经学教义，只注重华丽文辞，对于治理国家、统御百姓没有任何好处，甚至会招来亡国之祸。当代学者也曾这样阐释古代文论对于传统经学的借鉴：“儒家诗学崇尚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所追寻的政治教化深度模式，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的一个最突出的影响，即是在创作论上把儒家经典文本六经（或五经）尊崇

15、为文学创作必须遵循且不可超越的最高文学范本，并且把它渗透到每一位接受儒家诗学阐释原则的主体的灵魂深处，并外现于他对文学现象进行阐释和批评的各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说，“质”“文”这一对文论范畴的对立与统一，其实本身就是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再讨论与引申。三、权威崇拜与“风骨”范畴在古代社会经学占据官方统治地位的背景下，人们的思维逐渐经学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崇拜传统权威。“对于惯于经学思维的中国先哲来说，传统即是万事不渝的真理或原则，具有绝对权威意义。这一价值观念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崇古和复古意识的内在依据。”权威崇拜有两种较为集中的表现，一是崇尚政治权威，二是崇尚道德权威。“风骨”是古代文论的

16、重要范畴，纵观文学史，每当文坛绮丽繁缗风气盛行时，便会有文学家高举“风骨”旗帜，借此拯救文风衰颓，颇有一种复古求新、托古改制的意味。从“风骨”范畴出现的背景、目的和内涵来说，与注重权威崇拜的经学思维具有很大关联。需要注意的是，“风骨”这一文论范畴在后世的发展中具有多义性，本文主要讨论其中的一种，即强调作家要回归前代传统、讽喻现实政治、彰显道德品质。从这一角度出发，“风骨”倒是与“文质”范畴有异曲同工之妙。“风”最初在诗经国风中多指体现男女情感的“风谣”，毛诗序中对“风”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风”由此与“风化”“教化”结合起来，变俗为雅，开始强调治世道义，注重人文性。“骨”，说文释之为“肉之核也”，继而由“人骨”引申为“文骨”，也即是文学作品的核心。“风”与“骨”联合起来作为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