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公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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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扇的公文上一期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北宋文学家、政治家苏东坡的公文，本期介绍的是东汉末年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的公文。曹操官至宰相，又加封魏王。他消减了当时北方的割据势力而统一了北方，并推行一系列举措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在政治上的作为比苏东坡要大。而曹操的政治主张、施政理念以及治军谋略、用人思想同样体现在他的公文中。那么，曹操的公文有哪些特点，今人又可获得哪些借鉴呢？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对于政治家来说，“三不朽”是人生追求的集中体现与最高境界。立德居首，中国政治文化历来都有将官员作为道德

2、楷模进行要求的传统,强调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无德而富且贵谓之不幸。立功自不必说，原属本业。相比之下，立言的门槛就显得尤高尤难了。例如，我们可以列举出历史上众多声名显赫的政治家，甚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样的帝王，他们不仅文治武功青史留名，有的还具有良好的道德形象，但却很难找出其在立言上的过人之处。事实上，这也正是“三不朽”之所以可望而不可即的重要原因。立言虽难，却不能阻止古人对它的孜孜追求与不懈努力。由于对立言的尊崇，古人高度重视文章的写作，正如文心雕龙原道中所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人眼里，文章的涵义极广，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公文。某种程度上，公文由于宣示国家政策主

3、张的特殊作用，其地位甚至更高，更为古人所看重。也因此，古代不少政治家亲自动手起草公文，以实际行动践行“文以载道”“以文辅政”的理念，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立言的目标，并给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篇。其中，曹操无疑是最著名的一位。好作政教曹氏三父子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存在。曹植“独占天下之才八斗”，曹丕的诗文虽不多，但其撰写的典论论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论，其所作燕歌行更是现存最早的完整七言诗。至于曹操，同样有极高的文学造诣。不过，主要以政治家身份出现的曹操，其诗文同样不多，曹操集中除不足二十首的诗以及少量的赋和书信外，绝大部分都是他亲自起草的策、令、书、表等公文。这些公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

4、主张、施政理念以及治军谋略、用人思想，至今仍是研究东汉末年历史以及曹操本人的重要资料。例如，在置屯田令中，他强调“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因此需要大力推行屯田，发展农业生产。在抑兼并令中，他抨击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下令厘定百姓赋税，禁止豪强盘剥。在蠲河北租赋令赡给灾民令中，他注重休养生息，下令赈济遭受战乱和灾荒摧残的百姓。在修学令中，他要求各郡国设置掌管文学的官员，重建被破坏的教育体系。在整齐风俗令告涿郡太守令中，他提出整顿社会风气，弘扬贤者风范。在举泰山太守吕虔茂才令下州郡中，他赞扬“有其志必成其事，盖烈士之所徇也”，并对治绩突出、品行清廉的地方官员予以褒奖。在求言令中，他指出广开言路的重

5、要性，要求相府官员每月初“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供他参阅。在掩获宋金生表明罚令和题识送终衣奁遗令中，他不惧鬼神，不畏习俗，显示出了不信天命的勇气、豁达的人生态度和高度的自信。在败军令和军谯令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中，他严格治军、赏功罚过，强调对战殁将士的纪念，要求对其家属予以优恤。值得一提的是，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到许，控制朝廷中央，“挟天子以令诸侯”，旋即上书陈损益表，提出革新政治的十四条建议。这十四条建议虽已失传，但其建功立业、求治心切的心情由此可见一斑。正如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所自述：“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从上述列举的公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通过文字陈述主张、表明心迹

6、，是曹操“好作政教”的重要手段。“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曹操一生最大的功绩在于平定割据、统一北方。如果说曹操的霸业事功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那么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些公文的存在，使得曹操的思想获得了更长久的生命。唯才是举曹操的公文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求贤三令”了，即求贤令（建安十五年，210）、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建安十九年，214）、举贤勿拘品行令（建安二十二年，217）。“三令”的篇幅皆不长，总计只有三百余字，却集中体现了曹操的用人思想，并成为中国古代选人用人思想的重要一脉。曹操的用人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求贤令中明确提出的四个字：唯才是举。为了表明对才的重视与渴求，他

7、在“三令”中反亚列举管仲、苏秦、吴起、陈平等人或贪财、或背信、或失义的例子，以佐证“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甚至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不妨使用。这些思想与主张，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极富革命性与冲击力，其在当时所引发的震动，更是可想而知的。某种程度上说，曹操之所以在历史上富有争议，与他蔑视时议、改革时俗有很大关系，而其用人思想的卓然特立、独树一帜显然亦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唯才是举”的惊世骇俗，历来论者往往将关注点集中在对于才的论证上，甚至顺着曹操的逻辑，着重强调才与德之间的矛盾。然而，如果认为“唯才是举就是对德的否定，那就大错特错了。曹操对于才与

8、德的关系实际上有着完整的、辩证的论述，这就是他在论吏士行能令（建安八年，203）中所说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这也与他在以高柔为理曹掾令中所说的“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的思想是一致的。显然，在曹操看来，当时的形势属于“有事”，也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也就是说，相比于“德”，当时对“才”的需求更加急迫，而并不意味着才与德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关系，这也是我们今天全面理解“唯才是举”涵义的关键。例如，在转郁原五官长史令高选诸子掾属令中，他为儿子曹丕、曹植择选属官，便是以清规邈世的那原、德行堂堂的邢颛为标准；在诸儿令中，他更是

9、对诸子明确提出了“慈孝”的要求。可见，曹操对于德绝非置而不论、弃而不用。事实上，我们也很难举出曹操在用人上重才不重德的例子，更难举出他所用之人存在有才无德的问题。恰恰相反，不论是对属下提拔使用还是表彰奖励所给出的理由中，他都将德行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如在爵封田畴令下令增杜畿秩中，他赞扬田畸、杜畿志节高尚、无可挑剔；在请追增郭嘉封邑表悼荀攸下令中，他评价英年早逝的郭嘉、荀攸“立身著行”“真贤人也”。特别是曹操晚年称公称王时，他所重用的荀或、崔琰等人都敢于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并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的气节与勇气无疑令人敬佩。endprint既然如此，曹操为何还要再以才德相背的情形来反衬唯才是举

10、呢？笔者看来，这正是曹操政治智慧的高明体现。汉代选官实行察举制，如果说这项制度在开始时还为人才的选拔和阶层的流动发挥过积极作用，那么，这项制度越到后期越成为世家豪族垄断政治权力的工具。在这种情形下，为了打破以门第、出身来选人用人的弊端，出身不算太优越的曹操就采取了巧妙的迂回策略，通过德的引入来为出身开辟道路。试想，如果连有才无德的人都可以使用，那么，对于那些才能突出而出身低微的人，就更没有理由加以歧视和忽略了。事实上，在“三令”中，他也不断感喟“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并以伊挚、傅说、萧何、曹参为例，强调民间大有人才，富贵贫贱并非判断人才的标准。

11、爱才、惜才、求才、用才、奖才，贯穿了曹操的政治生涯，特别是创业时期，而这里的才，主要就是他从基层、民间、草野之中发现、选拔出来的大量人才。例如，文臣中，荀成、郭嘉、满宠等人皆出身州县小吏：武将中，则“拔于禁、乐进于行陈（通“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中有不少原属袁绍阵营，后来才改投曹操，但曹操从未心存芥蒂，真正体现出了一位伟大政治家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进军荆州，刘琮在蒯越等人的建议下献地归降，蒯越本人也归附了曹操。大喜之中的曹操在给荀戒的信中情不自禁地写道：“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蒯越字异度）耳。”

12、建安十九年，蒯越病逝，临终前，他给曹操写信请求照顾其家小，曹操回信道：“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意思是为亡友照料家人对他来说是常有之事，请蒯越尽可放心，自己一定不负所托。假使蒯越死而复生，自己再面对他时也不会感到愧疚。言之真、意之切，在展现曹操温情一面的同时，也为他之所以能够广集人才、凝聚人心作出了最好的诠释。文风与人文与人历来是一对有趣的话题。一般说来，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文风见人品，但二者有时也会出现错位。正如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所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历史上文风与人品相背离的例子也时常有之。不过，将文如其人这个评价用在曹操身上

13、，可以说是大体不差的。曹操的诗，风骨遒劲、开阔辽远，意气豪迈、慷慨悲凉，有人甚至认为可居“三曹”之首。应当说，这与他的气度特别是作为政治家的眼界和胸襟是分不开的。反映在他的公文中，同样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气魄和笔力。一是大气磅礴，往往起笔不凡，读来令人心头骤然一震。例如，在求贤令中，他开宗明义指出“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王者之气隐然其中。前述置屯田令举泰山太守吕虔茂才令等文亦是如此。或者起笔虽平，而越走越高，格局境界愈见宽广。如让县自明本志令中，一句“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儿人称帝，几人称王”，千百年来一直为人所乐道。此等豪语，恐怕也只有曹操才写得出来吧。二是语言

14、洗练，主题鲜明。曹操的公文中，“令”这种文体最多，主要用以发号施令，加之曹操的身份，因此，意到即止，不故作铺陈，更不长篇大论、滔滔不绝。例如，在立太子令中，对册立太子如此大事，曹操只用了二十八个字便作一了结。避河北租赋令更只有寥寥十五字。这一点还突出体现在“求贤三令”上。曹操深知，德与才的关系原本复杂，三言两语极难说清，他也不可能就此作一篇大文章去进行论证，因此，“三令”便以举例为主，通过列举才德相背的情形来强调唯才是举，言简意赅，论断分明，既有效地实现了宣示政令的目的，又有力地表明了求才用才的决心。三是文采相间，熠熠生辉。与现代公文相比，古代公文并不排斥文学性，有的本身就是文学名篇，这也是其

15、历来被文章选家所青睐的重要原因。曹操的公文应当说文学性并不突出，但由于他是文章大家，便常能在古直的文字中闪现出灵动之气。建安十二年（207）,郭嘉随曹操北征乌桓，在回军路上病逝，年仅三十八岁。面对郭嘉的英年早逝，曹操“追念之感深”，在“悲痛伤心”“不能去心”中写下请追增郭嘉封邑表，用典繁复，遣辞精密，既有骈文之美，又不失雅正肃穆。又如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用词朴实，语气和缓，将曹操自己少年气盛、壮年征战、暮年不已的波澜经历、跌宕心路尽化于平实的文字中，读来别有一番惊心动魄。其中，“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俨然可称为政治家的“陋室铭”,自是另一种意境。也

16、因此，这篇文章为后人研究曹操的精神和思想提供了珍贵资料。而这仿佛也是在提醒现在的公文写作者，那些看似枯燥乏味的文字，千百年后，或将成为历史的见证。附：曹操“求贤三令”赏读求贤令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土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集卷二）注释：“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二句：出自论语宪问，是孔子的话。孟公绰，鲁国人，性黑欲，廉洁有德。赵、魏，晋国中的赵氏与魏氏两家，世为晋卿，后与韩三家分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