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共产主义者“新社会”与“旧社会”概念的建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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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期共产主义者“新社会与“旧社会概念的建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变革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社会理想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历史使命与奋斗目标，什么是旧社会、什么是新社会、如何才能实现社会变革成为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概念内核上，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于“新社会”与“旧社会”概念的认知经历了从碎片化认知、到以“人”为概念核心、再到以“社会”维度为概念核心的转变；在概念范畴上，经历了从表象化认知社会现象、到聚焦社会价值与社会建设、再到着眼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的转向。总体而言，“新社会”与“旧社会”概念的形塑过程发初于早期共产主义者对民生疾苦的本真同情，受到社会改造思潮宏大历史背景的深刻影响，最终以马克思主

2、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而得以完成基本建构。一、引入与重构：“新社会”与“旧社会”前置性概念的厘清剖析“新社会”与“旧社会”的复合词性，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形容词“新”与“旧”，其二是名词“社会”。“新社会”与“旧社会”的表述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进步知识分子将以上两类词语相聚合，为其赋予了全新意涵。因此“社会”与“新-旧”概念作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建构“新社会”与“旧社会”话语的前置性概念，厘清其本质内涵或如何在近代引入中国，或如何在历史长河中不断重构，追溯其流变历程，是理解其形塑“新-旧社会”概念的基础。纵观既往学术史，学界对于“社会”概念在中国的译介与发展进行了深入探索。金观涛梳理

3、了“社会”概念在中国的流变：戊戌变法以来“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勉强用于表达“society”和公共空间的用语；而后“会”取代“群”一度成为指代“society”的过渡性词汇；1903年起随着反儒家伦理、社会革命思想的萌发和绅士公共空间的兴起，“社会”正式取代了“群”的表述形式而成为“society”概念的对译词汇。王汉森探讨了“群”这一概念出现的重要原因：晚清以来“大离心力”的历史场域使得知识分子面对王朝、家族制度的崩溃手足无措，“面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问题感到困惑，难以解决，遂倾向将一切交给一个集体化的组织去管理”，因此“群”因时因势而生。章清则聚焦国家-社会、国家一个人的关系，认

4、为“群”“会”等概念的产生“或可看作中国思想界一些先时的人物撰弃天下大同理想而承认国家为最高政治实体后，为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沟通纽带所做的努力”；而在新的国家框架下寻求个人的新安排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新问题，这也是“合群之道”何以成为中国读书人新的生活形态。因此，回顾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社会”概念在中国的引入、译介与发展经历了以下过程：1875年日本学者福地樱痴将“society”首次译为“社会”，随后驻日参赞黄遵宪将这一用法引入中国，这一时期“社会”一词仅作为“society”的标准译法和专有名词使用；进入维新变法时期，士大夫阶级以“群”来阐述“society”的本质内涵；20世纪初

5、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依靠下层民众的主张，因此剥离了政治意味、由民间力量组成的“会”成为指涉“society”的过渡性词语;此后“会”向“社会”转化，“社会”一词以其自发性、自主性和公共性的内涵取代了强调政治意义的“群”这一表述方式。剖析20世纪初期“社会”一词所表达的内涵，其凸显了“公共领域”的关键意涵，“社会”与“个人”“家族”“国家”具有明显分野一一组织人群以成社会、集合社会以成国家，个人-社会-国家三者具有鲜明的层级划分和界限。然而进入新文化运动时期，无论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还是各派知识分子，在使用“社会”一词时都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公共领域”的意涵，转而开始在更为宏观的意义上使用“社会”

6、概念。表现在社会改造思潮中，改造社会的实践微观上开始向每一个个体渗透，个人改造成为着手社会改造的趋向，家庭革命也成为社会改造实践中的一员；在宏观上由变革社会制度上升到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造与新型政府的组建，政治改造一度成为社会改造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语境中，“社会”不再单纯代表独立于家庭之外的公共领域，而是同时涵纳了个体、公共领域、国家三重意涵。“新-旧”作为一组相对概念，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第一重意义上的“新-旧”完全作为中性形容词使用，只表示时序上的排列或时间长短；而第二重意义上的“新-旧”则被部分赋予了价值判断的色彩，相对于“旧”，“新”意味着“更好”。五四时期，早期共产主义者正是在第

7、二重内涵上使用“新-旧”概念的，通过对其进行重新解读阐发，重构其意涵，赋予其更鲜明的价值取向。陈独秀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中将“不比较新的和旧的实质上的是非“视为当时社会的弱点之一，提出“新”与“旧”的本质实为“是”与“非”。同时陈独秀针对时人提出的“新旧调和论”明确指出了“新”与“旧”的不可调和性：“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进化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若是助纣为虐，把他当做指导社会应该如此的一种主义主张，那便误尽苍生了J从这一意义上讲，陈独秀在原有“新-旧”释义的基础上重构了“新-旧”概念，在价值取向上将“新”定义为“对（是）”、将“旧”定义为“错（非）

8、”，使“新-旧”由一组相对概念走向了极端的二元对立，在该种语境下具有极其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新社会”与“旧社会”的表述方式并非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首创。1903年杨笃生在新湖南一书中首先使用了“旧社会”一词：“改造社会者，不能仍旧社会而组织之，则必破坏旧社会而荡涤之“；1904年觉民杂志墨翟之学说一文阐述了从“爱群之公德”到“新社会”再到“新国家”的组织过程，使用了“新社会”的提法，这是目前所见资料中最早在现代意义上使用“新社会”与“旧社会”表述方式的两个年份。此后直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爆发，“新-旧社会”表述再次进入大众视野。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

9、文中提出了“新社会”一词，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新社会”首次出现于公开出版的报纸杂志。陈独秀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社会蓝图总结为“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不同于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社会改造思潮背景下“新社会”与“旧社会”概念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其涵纳范畴更为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多个维度，从国家到个人均为社会改造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判断更为明晰，“新社会”成为先进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理想蓝图，“旧社会”则成为必须改造破除的对象。早期共产主义者正是以“社会”概念逐渐明晰深

10、化为基础，同时重构“新-旧”概念语境，使其由一组相对概念转变为对立概念，并使之与“社会”概念结合，从而逐步塑造形成了具有强烈情感色彩和价值判断的“新-旧社会”概念。二、以“人”为核心：新文化运动前期“新社会”与“旧社会”概念的萌发20世纪初期，尽管早期共产主义者尚未提出“旧社会”与“新社会”的话语表述，但他们对社会层面不合理现象的思考与批判均可看作其概念源流。1904年陈独秀作恶俗篇，专门探讨了现时中国存在的“稀奇古怪的坏风俗”，对阻碍国家发展进步的风俗进行了细致批判分析。陈独秀首先批判了传统婚姻习俗：指出由父兄做主、不考虑男女个人意愿的“结婚的规矩不合乎情理”；彩礼聘礼、“闹新房”习俗等“成

11、婚的规矩不合乎情理”；女子不许改嫁、“不能退婚的规矩不合乎情理”。其次认为民众花费大量钱财敬菩萨是“白费银钱，办些无益的事”。李大钊也在隐忧篇反思了国家建设中种种不合理之处：“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然而这一时期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于“旧社会”与“新社会”认知呈现出表象化与碎片化的特征：一方面侧重于对现时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描摹，对一系列现象的思考仅停留在判断其“不合乎情理”的层面，缺乏本质内涵的深度发掘和现象背后隐藏的价值思考；另一方面，没有认识到各类社会不合理现象间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共性价值特征，就事论事而导致偏重个案表述缺乏共性思考。从这一意义上说，20世纪初期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尚未形

12、成对“新社会”与“旧社会”概念的准确认知，但是其“不合理性”的思考批判以及与之相应的对于社会“合理性”的初步追求的确是其未来建构“新社会”与“旧社会”概念的思想源头。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急I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正式发起。在确立“新-旧”概念本质内涵的基础上，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明确了“新-旧”概念在“人”这一维度的价值判断，也由此确立了新文化运动前期以“人”为核心的“新社会”与“旧社会”概念范畴。陈独秀指出青年人与老年人的对比代表了“新-旧”的对立，亟待改造的“旧社会”是“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锁国的、虚文的、想象的”腐朽分子构成的死气沉沉的社会，其中“陈腐朽败分子充斥

13、”是“旧社会”的核心；与之相应，他所期望的“新社会”目标就是建设一个拥有“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新青年的“新社会”。李大钊则鼓舞勉励青年“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尽管李大钊没有详尽阐述“何为旧社会”“何为新社会”的具体认知，但他明确指出了理想蓝图中的“新社会”是以青年为核心，是由朝气蓬勃的青年创造的社会。概而言之，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对于“新社会”与“旧社会”的碎片化阐述，开始以“人”，尤其是以“人的思想道德”为核心进行概念建构一一“新社会”就是由蓬勃

14、向上拥有新思想新道德的青年创造的社会；“旧社会”则是旧道德束缚下腐朽分子把持的社会。“新社会”与“旧社会”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真正产生萌芽，由单纯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知，初步形成了有系统思考的话语表达。不可否认，“人”作为社会有机体的组成要素，是社会的核心，因此改造社会首先关注人的改造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人”本身存在于社会之中，在不触动社会制度根基的前提下，试图通过改造人的道德修养和思想文化来变革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以变革社会制度、彻底破除旧社会为根本方式，辅以对思想道德的改造培育，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改造。三、从“个体”到“社会新文化运动后期“新社会”与“旧社会”概念的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促

15、使青年学生运动扩展为大规模民众运动，并催生了大量民间组织、社会团体，此后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民众组织萌发崛起、民众势力日益强盛，社会改造运动也随之开始发生重大转型，由人的思想改造为主转向关注社会维度的改造。伴随社会改造逻辑路径由“人”转向“社会”维度，五四运动时期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始将“社会”自身作为界定“新社会”与“旧社会”概念的核心内涵。在社会维度，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于“新社会”的构想与对于“旧社会”的批判首先体现在价值层面。1919年10月陈独秀撰写的新青年宣言，其地位意义完全可以与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相比拟，是该杂志面向全新时代的发刊词。新青年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新青年杂志第一次全面公开杂志的

16、倾向与主张，明确该团体的宗旨纲领。陈独秀在文中明确提出“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而必须要至于消灭的“旧社会”是“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集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陈独秀理想新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部分吸收了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但追本溯源却是对儒家大同社会“人人和谐共处、守望相助、各尽其职、平等无差”的涵纳。相较于20世纪初期陈独秀对于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批判，这一时期陈独秀对于“新社会”与“旧社会”的认知由碎片化、表象化走向系统化、本质化，不再关注于个别现象，而是从价值层面出发思考“新社会”与“旧社会”概念的本质内涵。对比敬告青年与新青年宣言两篇文章，尤其可以发现陈独秀由注重对人的“思想道德伦理改造”转变为对于社会机体的关注。李大钊提出创造“少年中国”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