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陈寅恪《论再生缘》中的阐释学方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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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析陈寅恪论再勺中的I瞬学方法论再生缘是陈寅恪晚年之作，文章主要考证r弹词作者陈端生和梁德纯的生平，但此文的考证法不同于传统乾嘉学派的朴学笺证之法，而是“更接近于晚近西方哲学中所谓阐释学（HermeneUtiCS）的方法，亦即“在说诗治史的过程中，创立了一种独特的具有现代精神的阐释学:对于这种阐释学方法，陈寅恪在1957年写给朋友刘铭恕的一封信里有提及：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固不同于乾扁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下文试就论再生缘一文所运用的阐释学方法进行分析。一、“具了解之同情”的阐释态度陈寅恪1931年为冯友兰

2、中国哲学史上卷所写的审查报告提出了一种“具了解之同情”的阐释态度，即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为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这种近似孟子“知人论世”的阐释态度，在论再生缘一文中尤为突显。文章开篇便对弹词的原作者陈端生的生平事迹进行稽考，首先从与端生的妹妹长生有过交集的陈文述所撰题从姊秋谷（长生）绘声阁集七律四首中的第二首诗的自注以及西泠闺咏记载里大略得见陈端生生平，接着又考述了端生的家庭环境以及写作背景，并结合当时有才之女子却无出头之机会的时代背景，推论出端生撰再生缘时心里颇不平，有一种骄傲自

3、尊之观念。由此，陈先生认为“孟丽君之性格，即端生平日理想所寄托，遂于不自觉中极力描绘，遂成为己身之对镜写真也:陈寅恪对端生所处之环境背景确已做到了“完全明了”的地步，故能对端生及其所撰之再生缘做出解之同情。对于再生缘续作者梁德绳，陈先生也采取了相同的了解之同情法。在续作里，孟丽君的人物形象有了极大的转变，恢复了正常的女子身份，服从于礼教安排。陈寅恪认为这转变与梁德绳的家庭背景及个人生平性情迥乎不同于陈端生有关。先生据陈句山先生紫竹山房诗文集序和许君周生家传等材料证出梁家以及德绳夫家许家不仅文学科第显著，更是富裕优渥，德绳叔父同书和昆弟玉绳，也皆以学问艺术知名当世，与陈家的清贫、男子不成气候截然

4、不同，因而续作中，德绳以温和恭顺的苏映雪自比，而摒斥骄傲激烈的孟丽君，实在环境影响所致，无可疑也。二、“释证”和“参证建立在考据学基础上的阐释论再生缘一文在论述作者陈端生、梁德绳生平以及相关人物事迹的时候，运用了大量的材料，“参”“见”证”考”“详等字眼经常可见，其中“释证”和“参证”是这篇文章最主要的两种阐释方法。在论证再生缘作者生平时，与陈端生有直接关系的材料，陈先生都加以释证分析。如原作者陈端生于再生缘中述其撰著本末、身世遭际“自从惟悴苴堂后，遂使芸细彩华捐”的长诗和再生缘续书中梁德绳回忆陈端生平生“可怪某氏贤闺秀，笔下遗留未了缘”的段文辞，即为直接材料，陈先生据此得出“是陈端生这夫有谪

5、戍边塞，及夫得归，而端生已死之事也”的结论。端生亲友陈文述在碧城仙馆诗抄以及西泠闺咏中记载的“长姊端生适范氏，婿以累谪成”“因屏谢若沐，撰再生缘南词，托名女子郦明堂”，陈寅恪也加以释证，明确得知端生夫妻分离的事实经过。但端生卒年以及范氏遇赦之期乃至范氏其实姓名，都没有直接可靠的材料以供释证，故而陈先生只好采用第二种方法一参证之法，即“更参以清实录清会典、清代地方志及王昶春融堂集、戴佩荃萍南遗草、陆耀切问斋集等，推论端生之死及范某赦归之年，此番参证过程，颇为复杂，以下试作详细分析。首先是判定西泠闺咏记我此事的年月，陈寅恪先生通过陈文述诗内涉及的长生丈夫叶绍桦和陈文述友人杨芳灿的官职情况，参合叶绍

6、桎小传以及杨君芳灿墓志铭等史料，推断出西泠闺咏此节必成于泉庆二十二年（1817）以后。接下来是判定陈文述题绘声阁集四首诗中涉及的相关人事时间。根据第一首诗，陈先生参合以送陈云伯之官皖江序颐道堂诗自序颐道堂诗选绍桂传等材料，认为文述谒见长生赋此四诗应是在嘉庆三年，并且赋诗是在谒见之后。在第四首诗里，先生认为“仙郎纵有凌云笔”这一句暗合叶绍桂为文学侍从司文典学之臣之情形，再结合叶绍桂传，推见此四诗当是嘉庆三年（1798）至十年（1805）间之作。在记载了端生丈夫范氏科场案的最重要的第二首诗里，陈寅恪先生结合当时陈桂生请王昶为其祖诗文集作序之事反映出的文人避祸心态推断此诗应作于端生已卒之后，并依据陈

7、长生与闺中挚友戴佩荃围绕织素图所作之诗以及戴璐吴兴诗话清国史列传中赵佑传、光绪修杭州府志、阮元两浙辅轩录中戴佩荃传、李元度显积事略中窦东皋先生传附赵鹿泉先生传、钱仪吉碑传集中湖南布政使叶君佩菰慕志铭等材料推断出戴佩荃殁于乾隆五十四年秋季，而织素图之绘成，必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后至五十四年（1789）秋间戴佩荃逝世以前，而以佩荃卒年仅二十三岁推测此图绘成之时距双荃逝世前不甚久，即距乾隆五十四年秋季以前不远也。而织素图中织素之女主角，陈先生推断应为端生，则端生丈夫范氏之事，应距离织素图绘制时间不远。陈先生又据王昶春融堂集中紫竹山房诗文集序和陈桂生所刊紫竹山房集首所载兰泉之序文中记载的陈玉敦

8、不肯以其父兆仑之诗文集出示王昶之事及兆仑之孙玉万之子桂生请序家集于王昶这两个要点，参合以时代背景以及文人心态，推断出这两件事皆与范氏科场案有关，因此可依王昶作序之年，推测范某遇救之期，又据范某遇赦之期，推测端生逝世之年也。先生又参合以王昶春融堂柒中述庵先生年谱、碑传集中王公昶神道碑、耆献类徵中陈桂生传、清会典中礼部学校优贡优监事宜、同书礼部学校拔贡事宜1乾隆元年”条、同书礼部学校八旗官学乾隆八年”条、光绪杭州府志中陈桂生传、湖广耆献类徵中清国史馆汪新传、同书汪公墓志铭、紫竹山房文集卷九女史方芷斋诗集序、王昶春融堂集卷五二毕公沅神道碑等多种资料推断出嘉庆元年（1796）是王昶作序最可能之年，而在

9、是年之前，端生已卒，范某已归。陈先生最后据清实录高宗实录和当时的出行情况，推断范氏的遇赦归家早则在乾隆五十五年下半年，迟则在五十六年上半年也，则端生之死当在乾隆五十五年或五十六年也。此番论端生卒年的参证过程之复杂，足见陈先生深厚的考据学功底。在此数年之后，陈先生又得见嘉庆二十二年丁丑重刊织云楼合刻陈长生绘声阁续集中喜蓉洲甥至京，有怀亡姊感赋一诗以及绘声阁初稿中与序堂弟泛舟西湖寄怀春田家姊，绘声阁续稿中哭春田大姊等诗，并结合沈畏斋树德慈寿堂文抄卷五范太学传、光绪修归安县志卷三二1乾隆六年辛酉条、周庆云南汨志卷九“乐志堂”条、同书卷二七“选举门举人”栏、同书卷二五张氏条等史料，再根据训诂学解释英与

10、苹的相通之处，由此推断出端生的丈夫范氏乃范璨之子范英，而范英实以嘉庆元年授受大典恩赦获归。此一新证，亦足见陈寅恪先生考证之精严也。三、“古典呜”今典，相结合的双重阐发法“古典”与今典”的概念，陈寅恪先生早在1933年所作读哀江南赋中便已提出，“古典”是历史典故，“今典则是作者当日之时事，并且引证“今典”有两个程序：首先“须考知此事发生必在作此文之前”，否则虽似相合而实不可能；其次须推得作者有闻见之可能，否则其时即已有此事，而作者无从取之以入其文。在柳如是别传中，先生进一步指出“古典故实”有“远近出处”之别，“古典”实则可细分为“古典”与“近典而今典不仅可以是股的“当时之事实”，更可以是作者本人

11、及其言说对象的“前后诗章”。论再生缘一文在解释陈文述题从姊秋谷（长生）绘声阁集这四首七律诗时，便采用了“古典”与今典”相结合的阐释法。如第三首碧浪萍香一水涯”，陈先生认为首句不仅使用了古诗常见的“碧浪湖白萍洲”这些古典意象，更是使用了今典，因为“碧浪湖”“白赭洲”之地为叶氏家园所在，据戴璐藤阴杂记卷三“湖洲碧浪湖建万魁塔”条、光绪重修归安县志五舆地略五水门“碧浪湖”条及同书八舆地略八古迹门“白獗洲”条等资料可以证出，而陈文述其他诗作中亦多次提及“碧浪湖”这一地名，由此可知这一句诗所使用的今典实是确信无疑的了。同样，在解释戴佩至织素图次韵“貌出青娥迥秩尘”一诗时，陈文指出此诗既有古典，亦有今典，

12、古典即孔雀东南飞乐府诗十三能织素”之句和晋书所载窦滔、苏惠之事。至于今典，陈文列出三种可能之人事，并一一排除前两种。在验证第三种人事时，陈先生发现若织素人为端生，则佩荃、长生诸诗中所用古典皆能适合，并且佩荃的“淡妆不逐画眉新”之句与西冷闺咏咏端生的“屏谢膏沐”之今典相符，至于七襄取次报章成M1女手掺掺劳永夜”等句与端生创作再生缘的情况这一今典更是十分符契。可见陈先生是先用“古典今典”之法阐释大概诗意，再以考证之法参合出诗中确切的今典，由此起到“以诗证史”的作用。四、运用环境心理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的现代阐释将环境心理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引入材料的释证是论再生缘文在阐释方法上的极大亮点。首先是环境分

13、析法，文章多处提及环境对人物的影响。如论及戴佩荃的书法之所以“书体尚丰硕”，是因为戴佩荃是为湖洲人，其地与颜鲁公赵子昴有关涉，并且清高宗书法模拟右军而失之肥俗，上行下效，相习成风，故而戴佩荃也受此环境煎习。再如论及再生缘的续作者梁德绳，之所以续书的人物面貌品性与原作有了较大的改变，是因为二人所处的家庭环境不同，对作者性格造成了不同的影响，陈先生举出了大量的材料，证出楚生（梁德绳）生于富贵之家，夫家亦显贵，家中男子也都文采斐然，与端生家的贫寒落愧、丈夫流放远地自是大为不同，由此先生感叹“家庭环境颇不相同。两人性格之骄傲谦和，实受环境影响，无可致疑也”。其次是心理分析法。在论再生缘一文里，陈寅恪先

14、生非常注重设身处地地探求人物心理，以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形。如根据陈文述喜好攀缘贵势与闺阁名媛往还以及性好招摇标榜的心理，考证出陈文述见陈长生应是在文述第次至京之时。如论及陈文述所写之涉及端生生平以及范氏科场案的诗作应在端生已卒、范氏遇赦归家之后，所依据的便是当时罗网严密下文人的避祸心理。先生还举出陈桂生请王昶为其祖诗文集作序之事，认为此事反映出的也是对范氏科场案的避祸心态。正是依据这一避祸心理，由陈玉敦不肯以其父兆仑之诗文集出示王昶及兆仑之孙玉万之子桂生请序家集于王昶这两件事中间相距的十余年，陈先生才得以成功考证出端生生卒的大概年份。又如陈先生分析桂生请王昶作序背后的意图时，指出桂生当时的心

15、理活动为“此事在桂生心中，汪氏虽可依恃，而不甚确定者也。故此时桂生若往湖北，舍巡抚外，则最有关系者，莫过于湖广总督矣。当日任湖广总督者为毕沅”，即桂生实则为了官运而请王昶作序，而依王昶出京之期和桂生将官往湖北之期，推断出作序的大概时间，再由此推断出端生卒年和范氏事件的大致年份。可见心理分析法在陈先生的考证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域后是比较研究法，也即比较阐释，这也是西方阐释学的重要内容。论再生缘一文中有三处较为明显的比较研究。第一处是春融堂集所载紫竹山房集之序文与陈桂生所刊紫竹山房集首所载兰泉之序文的相互比较。陈寅恪先生发现，陈桂生所刊紫竹山房集序文里记载的陈句山诗文集刊本的卷数远远少于王昶所刊紫竹山房集序文里记载的稿本卷数，故而陈句山的诗文集必经过桂生的削删，其削删的部分即是与范氏科场案有关的内容。第二处即是再生缘原作和续作、原作者与续作者的比较研究。笔者前面论及“了解之同情”的阐释态度和环境分析法时已对这二书二人的对比作了较多的分析，故此处只略作分析。陈先生用比较研窕的方法，将二书的高下作了判断，今观陈端生再生缘第一七卷中自序之文，与再生缘续者梁楚生第二十卷中自述之文，两者之高下优劣立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