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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与德意志思想文化契合的两个案例TwoCasesofLuXun,SAgreementwithGermanIdeologyandCulture作者:张钊贻作者简介:张钊贻,曾任教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原文出处:汉语言文学研究(开封)2018年第20183期第89-94页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两个比较少研究者注意的案例,显示鲁迅与德意志思想文化的契合。第一个案例是约翰内斯舍尔,鲁迅读过他的著作,所以鲁迅跟他有“事实联系”;另一案例是威廉冯洪堡特,目前尚未发现鲁迅接触过他的著作,未发现他们有任何“事实联系”。这两个案
2、例进一步展示鲁迅与德意志思想文化契合的两个要点,其一是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其二是以文学、文化介入社会政治,实质上是“反政治”即“反现代性”的问题。这两点都是现代德意志思想文化比较突出的特点,也是鲁迅与其他德意志思想文化契合案例诸如尼采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点。鲁迅跟德意志思想文化这些特点的契合,有个人原因,有政治环境的制约,也有历史社会发展的共同要求,有一定的必然性。期刊名称:外国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9年Ol期关键词:鲁迅/舍尔/洪堡特/国民性鲁迅与德意志思想文化的契合”是个大题目,案例很多,鲁迅与马克思主义是其中的热门之一,在中国有不少研究成果。笔者过去专注于另一个个案的比较研究,即“
3、鲁迅与尼采的问题。通过鲁迅与尼采”的比较研究,笔者注意到他们共同性的两点,其一是对“国民性”的关注,其二是以文化介入社会政治,实质上是“反政治即反现代性”的问题。这两点都是现代德意志思想文化比较突出的特点。本文试图通过另外两个案例进一步说明鲁迅与德意志思想文化上述两个特点的契合。第一个案例是约翰内斯舍尔(JohannesScherr,1817-1886),鲁迅跟他有“事实联系(rapportdefait),即鲁迅接触过这位德意志思想家的作品;另一案例是威廉冯洪堡特(WilhHmvonHumboldt,1767-1835),目前尚未发现鲁迅跟他有任何事实联系”。鲁迅与德意志思想文化的契合(aff
4、inity),笔者认为有多个层次的原因:有社会历史的原因,有思想逻辑发展的原因,也有个人价值取向的原因,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兼备,以契合译affinity似乎失去了后者所包含的主观内在的动因。科学领域对affinity的常见译法中有亲和性,有人把这个译法引进到比较文学领域,点出影响接受者的内在主观因素,笔者觉得非常恰当,因此,本文也采用这个词语去说明鲁迅对德意志思想文化的态度和立场。一、约翰内斯舍尔约翰内斯舍尔出生于今德国境内,大学期间学的是哲学和历史。舍尔算得上很多产,出版了好几部关于世界(比较)文学和德国风俗与文学的著作,也写过几部小说。1843年他去了斯图加特,投身政治活动。1848年当选
5、为符腾堡(Wijrttemberg)的议院议员,并成为南德意志民主党领袖。1848年德意志民主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鲁迅藏书中有舍尔的世界文学图史(IllUStrierteGeschichtederWeltliteratur),据熊鹰研究,此书即舍尔(熊鹰采用周作人的译名,作谢来耳)文学通史(AllgemeineGeschichtederLiterature,1848)第10版的纪念版。舍尔的文学通史对鲁迅帮助很大,通过舍尔的文学通史,鲁迅接触并了解到弱小民族文学,把弱小民族文学”介绍到中国。熊鹰还注意到,弱小民族文学在英语世界介绍得少,在德语世界介绍得多。但熊鹰试图用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空间
6、(literarySPaCe)的概念来解释,对笔者而言却不是很清楚。本文无意也无力对英语和德语世界当时介绍世界文学情况的差异做出解释并寻求答案,但动辄喜欢包罗世界、涵盖古今,像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雌,似乎也是德意志学术的一个特点。不过,笔者注意的是舍尔跟鲁迅另一方面的亲和性。1848年欧洲革命是德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欧洲这场革命标志着新兴的工人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尽管这时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及法国大革命时的进步,尤其是德语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原来就相对落后,但从性质上看,这场革命主要还是一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王权的民主革命,因而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从现代化进程看,1848年革命在欧
7、洲普遍带有一个特殊的历史目标,就是摆脱封建领主各自为政的割据局面,追求一个以某一语言或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德语世界各邦也不例外。革命前后的德意志思潮,是以自由民族主义(或民族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而建立“民族国家则是这个思潮的重点之一。舍尔作为支持并参与1848年德意志革命而并非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活动家,于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其政治理念属于自由民族主义中的改革派,大概是没有悬念的。当然,历史是复杂的,即使有一个思想和政治的主流,这个主流内外其实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势力和意见。由于后来的历史发展,德国自由民族主义中的民族主义逐渐变成了纳粹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8、,难免令人产生反感情绪。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熊鹰设法把舍尔世界文学里面的德国民族主义,跟鲁迅的弱小民族文学”对立起来,认为是鲁迅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但这样的结论其实脱离了1848年德意志民族主义追求自由独立的历史进步倾向,也脱离了鲁迅反对满清专制统治和追求“民族独立”的积极意义。换言之,舍尔世界文学和鲁迅弱小民族文学”中的民族主义精神,其实是一致的,都是追求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等同于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由于德意志自由民族主义跟鲁迅追求民族解放和独立的目标一样,都是要建立“民族国家,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都要碰到“国民性”的问题,因为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国家”,自然离不
9、开这个“共同体”的文化和心理的共同性,也就是国民性。据Fyee研究,欧洲在希腊、罗马时代乃至中世纪其实都没有国民性这种概念,只是到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才有人提出,而以德国最为热衷,也就并不奇怪了。回头看舍尔的世界文学历史,一方面当然可以作为寻求文学共同规律的探讨,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在通过文学上的对比而凸显德意志文学乃至民族精神即国民性”的特点,而为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提供论据。舍尔通过文学或文学比较探讨及表现“国民性,是否对鲁迅通过文学来改造中国“国民性”有启发作用,笔者对这个问题目前没有条件探讨。但两者的联系似乎有一定的内在原因,或者说,文学与“国民性”有一定的联系,所以舍尔和鲁迅都不约而
10、同地通过文学去接触“国民性”问题,虽然这种将文学与“国民性”连结起来的现象并不限于德国,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民性”问题跟建立民族国家”或追求民族独立却有明显的联系。鲁迅和舍尔在追求“民族国家”的自由独立时,还有一点契合值得注意。据彼得贝格曼(PeterBergmarln)在研究尼采政治思想的历史背景时指出的,在欧洲宗教战争期间,出现过一种“反政治”的倾向,即反对世俗政治制度,主张宗教权力统治。到了19世纪,一些政治学家就用这个词语来抨击对手,以保护政治的自主”。例如,1878年尤利乌斯弗勒贝尔(JUliUSFroebH)用这个词语来抨击尼采热心支持过的华格纳运动。在弗勒贝尔看来,华格纳运动
11、将舞台变成教育年青人的新机构,把内在世界的激情投射到外在的政治舞台,贬低了政治体制,因此是“反政治”的。弗勒贝尔所谓的政治限定在议会活动与外交关系,其中的议会活动却也是“反政治与反现代性共同反对的目标,是两者的交汇点之一。华格纳运动的反对者还认为,这个运动是把极端现代的审美价值跟反现代的政治价值连接起来的意识形态的颠覆活动。极端现代的审美价值和反现代的政治价值这两个用语很值得玩味。贝格曼指出,尼采的反政治态度是反对现代化企图吞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咄咄逼人的势力。QI)贝格曼认为,尼采的反政治”是对1848年以后四十年政治的反动,是当时思潮的反主题(anti-motif)。(12)基于相近的原因
12、,戈洛曼(GoloMann)称尼采是卑斯麦时代的“造反者。(13)所谓卑斯麦时代,可以说是德意志实现统一亦即实现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时代,也是德国真正意义上推行现代化的时代。所以,与其说尼采针对卑斯麦的政策及第二帝国的专制,不如说是针对现代国家的本质特性。在这个意义上,尼采的批评也就是针对现代化产生的文化后果,亦即现代性。显然,尼采这种“反政治”或以文化现代性抨击”物质现代性”的立场和态度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在1848年前后德意志思潮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熊鹰在探讨鲁迅与舍尔的关系时,指出一点很有意思:早在1844年,谢来耳就曾写道:我们德意志民族除了文学没有任何公共生活。我们的行为结果也只有文学。
13、在政治运动较为落后的德国,像谢来耳刃瞬的共和人士将文学看作是替代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没有政治的公共生活,所以只能创造出一个文学的公共空间。这跟贝格曼所描述的“反政治亦即或以文化现代性抨击物质现代性”的立场和态度几乎一致。渗透着这种精神的舍尔的“世界文学,恐怕对鲁迅并非没有影响。北冈正子在对摩罗诗力说材料源进行追踪时,也只是简单地谈到了鲁迅曾参考舍尔的“世界文学史0Q4)舍尔对物质主义的反感以及对文学所具社会政治功能的认识,亦能在鲁迅早期的文言论文中发现,也就并不令人奇怪了。鲁迅后来对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阐述,显然跟德意志的反政治和反现代性思潮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即使后来加入了其他影响因素,例如托洛
14、茨基的文艺理论,Q5)但应该还是可以追溯到德意志思潮的源头。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里面就有跟“反政治和反现代性思潮相通的地方。二、洪堡特威廉冯洪堡特(WilheImvonHumboldt,1767-1835)是位普鲁士语言哲学家,也是位实干的政府官员。他当过外交官,是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办人,在教育理论和建立教育制度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洪堡13岁便懂多种语言并读过有关的语言学著作,而且研究过汉语。Q6)洪堡特的语言研究博大精深,这里只能讨论与本文所探讨问题有关的几点。洪堡特的语言研究结合人类学、民族学和哲学语言学。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精神力量(Geistskraft),通过比较语言研究,
15、我们可以了解个人、民族乃至人类的精神活动。Q7)换言之,洪堡特对汉语的研究,是联系着汉语背后的中国人的精神特性,也就是鲁迅念念不忘的中国国民性”的问题。这是鲁迅与洪堡特契合的主要的一点,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地方。洪堡特通过汉语与梵文的对比,指出这两种语言的对立是在已知语言中“最尖锐的,因为汉语排斥所有的语法形式,把它们推诿给精神劳动来完成,梵语则力图使语法形式的种种细微的差别在语音中得到体现。(18)洪堡特这里所说的“语音,不光指声音,也包括“语法形式,所以,所谓使语法形式的种种细微的差别在语音中得到体现,也可以说成是辞格变俗口各种词缀(affix)的使用在语音的细微差别中得到体现。而辞格变化和使用词缀,不光是梵语的特点,实际上是印欧语系的共同特点。我们可以认为,洪堡特所指的汉语跟梵语的这个差异,实际上是汉语跟印欧语系的差异。若用王力的说法,就是形合(hypOtaXiS)和意合(parataxis)的差别。(19)印欧语系由于有辞格变化和各种词缀,句子中词语的关系很少歧义,因此,意思也很清楚。但洪堡特认为,汉语反而因此有很高程度的优越性,对精神能力(mentalfaculties)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汉语看似完全没有语法,正因为如此,汉语提升了民族精神中认出话语(SPeeCh)形式联系的敏锐性,而其他依赖语法的语言则相反,让人们的头脑(mind)睡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