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宋之际庶族文学创作特征—以陶渊明、鲍照为中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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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g宋邦褊族靖创mffiwfl明、鲍厥J中心晋宋之际，玄风告退，山水兴滋。这一时期，门阀士人退守幕后，庶族开始向时代前列进发，其创作给文坛注入了清新的空气。晋宋之际的庶族创作反映现实，抒发感情，表现出题材流转、拟古风尚与个性舒放等特征。其中，陶渊明与鲍照是典型代表，其创作充分展现了庶族文学创作的特征与成就。对晋宋之际庶族文学创作特征的考察，有助于揭示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探究其对晋宋之际文风转变的意义与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尤其表现在诗歌产生的新变上。永嘉南渡以后，东晋进入了由门阀士族把持政治的时期。江左政权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琅珊王氏家族，时人称“王与马，

2、共天下”。田余庆曾言：“琅珊王氏王导、王敦与司马氏共天下，开创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建立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除了琅珊王氏以外，陈郡谢氏、颍川庾氏等高门望族成为政治舞台的主导，他们崇尚清谈玄思，“以无为本”的世界观成为主流，且成为东晋门阀政治下特殊的产物。这也成为官方指导思想，在此背景下，门阀士族占据文学史的中心也就不足为奇。与之对应的是玄言诗占据了诗坛的主流地位，从正始时期以阮籍、嵇康等为代表的玄言诗萌芽阶段，西晋时期以左思、张协等为代表的玄言诗发展阶段，再到东晋时期以许询、孙绰等为诗人代表，以兰亭诗为代表作的玄言诗全面兴盛阶段，玄言诗在文学史中能够占据一席之

3、地是有特殊原因的。从玄言诗的写作特点来看，玄言诗反映了当时文人的心态，特别是“重虚静，慕恬淡”的审美心态，整体风格简约质朴，在对自然的体察中以“玄学清谈”的方式阐述哲理，是哲理诗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玄言诗当中孕育着山水诗乃至田园诗的发展，这也是晋宋之际文风转变的主要体现。寒门庶族的文学创作在晋宋之际迎来了转机与发展。现实移向：晋宋之际庶族创作题材的流转一般认为，魏晋南北朝门第较低、家世不著的社会群体被称为庶族、庶民。曹文柱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认为，编户齐民中绝大多数的人是庶族。庶族除了人们通常意义上认为的寒素平民之外，还有无特权身份的豪族地主，这些豪族地主虽然在地方上受到压制，

4、但又以其表现出的强烈的宗法性而有着重要的地位。西晋时期，显世文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的说法，这些人代表了太康文学的辉煌。这是因为“在西晋以后，文学情感的表达己经没有任何障碍了经过酝酿和发醉的复杂情感在西晋短暂的清平时代终于得到喷发这诚然符合不平则鸣的文学创作原则”。其中左思可谓是庶族文人的典型代表。左思在现实社会频频受挫，带着愤懑悲伤的情绪创作出著名的咏史诗八首。咏史诗（其二）云：“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这首诗以松树与小草的对比起兴，点出高门大族端居上位，庶族寒人屈尊下僚的社会现状，表现出强烈的“不平之鸣”。东晋

5、时期，家道中衰的庶族文人袁宏以“一时文宗”著称于世，凭借咏史诗得到了赏识，后来又凭借东征赋北征赋官至东阳太守，是寒士凭借文采入仕的典型代表。可以看到，庶族的创作与现实息息相关。鲍照山水题材的创作充分反映其慷慨之情，这种慷慨之情既蕴含着内心的悲怆与伤感，同时也表现出他对门阀制度的蔑视和渴望建功立业的积极与豪壮。登大雷岸与妹书就是一篇绘制出大雷岸、庐山等壮美景象的骈体文。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刘义庆出任江州刺史，让鲍照做他的佐吏。鲍照从建康西行赶赴江州，至大雷岸（今安徽望江县附近），思念亲友，便作此书给其妹鲍令晖。文中“思尽波涛，悲满潭壑。烟归八表,终为野尘”的感慨与他受制于人处处受挫的处境相关，“

6、终为野尘”是对门阀的蔑视。后文描写了庐山的雄伟景色，展现出五彩斑斓的灿烂景象，抒发了他一直以来沉寂下僚、郁闷不安的心情。尤其是下面对湍急河水进行的“险”“怪”描述，让人感觉到“愁魄胁息，心惊愫矣:这种惊险的描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与斗争。在让读者感到心惊胆战之后，鲍照笔锋一转，写起了比较静谧安详的风景。通过“夕景”“晓雾”“孤鹤”“游鸿”等意象，写出了游子无尽的落寞和哀伤。除此以外，其诗自砺山东望震泽写道：“幽篁愁暮见，思鸟伤夕闻。以此藉沉疮，栖迹别人群。”诗通过对幽林的描写来表现诗人内心的孤寂，同时也体现出鲍照身为中下层士人内心卑微而又愤懑的复杂情绪。鲍照山水诗的创作，继承了谢

7、灵运所完成的先叙景再叙情的框架，再融入中下层士人的心理而继续发展。明显可以看出，鲍照所吟的山水诗处处可见其哀伤不得志的愤懑心理。除了大量山水诗外，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也在这一时期进入文坛。晋宋之际政治变局，陶渊明退隐山水田园。在当时绝大多数人眼中，官场之上，庙堂之间，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场所；秀美的山水，宏伟的庄园，是寄情之地；而躬耕劳作的田园则不入流，但陶渊明却乐在其中，并创作了大量以田园为题材的诗歌。与山水诗“以我观物”的方式不同，田园诗达到了一种物我相融、主客一体的境界，为士人打造了一处独特的生活场域。比如陶渊明在和郭主簿其一中所写：“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诗表现出

8、了一种不疾不徐、恬静自然的风度和气质，田园在他的眼中更像是平等的朋友而非为情所强加支配的对象，他将常见的大自然景物用常用的语言来表达出别样的魅力与意蕴。除此以外，再诸如“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等诗句，也都体现着在田园中陶渊明真正沉浸在大自然中，获得了自然律动与心灵宁静的和谐共生。和陶渊明寄情田园类似，在当时还有一批与佛教息息相关的人物，他们选择真正进入山野，对世俗没有任何欲望，如当时的慧远、宗炳等人，他们做到了心无杂念、超脱自然，属于以情入景的典型代表。求新求变：晋宋之际庶族创作中的拟古风尚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选文选时，从汉末以来流传的古诗中

9、选取了十九首，将其统称为古诗十九首。自这些古诗出现后，不少模拟之作产生了，如西晋诗人陆机的拟古诗。无论是“拟古诗”还是“拟乐府”，其本质都是用古题写时事，继承和发展汉代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实特质，表现社会现实，抒发个人的真实情感。晋宋之际，比较有名的“拟古诗”作品有陶渊明的拟古九首、鲍照的拟古诗八首以及鲍令晖的拟客从远方来拟青青河畔草等。晋宋之际，庶族创作拟古诗在内容主旨上表现出“新”的一面。关于陶渊明的拟古九首，明代黄文焕在陶诗析义中说道：“独此诗九首专感革运，最为明显，与他诗隐语不同。”黄文焕认为九首诗在晋宋易代后，陶渊明对当时时代政治有感而作。仔细考察这九首诗歌，可以发现其表现

10、的主旨并不相同，如拟古九首（其一）借“兰”“柳”表现了高洁的品格和惜别的感情，虽然是模拟古诗明月皎夜光所作，但不仅仅表达了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翩。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所述的对友人因为飞黄腾达而轻易抛弃自己的怨恨，还发出了“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这样的感慨；再如拟古九首（其四）一诗中，模拟了古诗驱车上东门中“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感慨的人生短暂之意，但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对追求功名利禄的思考，并且视角没有停留在使用“神仙”“美酒”等意象上，而是从古审视到今，反思人生的意义。鲍照的拟古诗继承了陶渊明拟古诗的主旨。如拟古八首（其三），描述了一位“石梁有余劲，惊雀无

11、全目”的游侠少年，可以看出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曹植白马篇的模拟。但是其主旨不同于白马篇所表达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爱国情怀和远大抱负，而是落到了寄托诗人的理想，表达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上。他在拟古诗中叙写了豪侠、书生、思妇等不同形象，其主旨都根据人物的命运而外化到场景中，更多地可以看作作者对现实的失落。鲍照之妹鲍令晖留下来的拟古诗仅存拟客从远方来拟青青河畔草两首，难能可贵的是从女性的视角带来了全新的感受与体验。拟青青河畔草与原作青青河畔草一样都描写了思妇的形象，但在拟青青河畔草中，思妇更加端庄委婉。“人生谁不别，恨君早从戎。鸣弦惭夜月，绢黛羞春风”几句在情感的抒发上相较“荡子行不归，空

12、床独难守”的直率更加含蓄，相比于古诗来说，其抒情程度有所收敛，被钟嫌评价为“令晖歌诗，往往崭绝清巧。拟古尤胜”，在诗句的创作方面对仗工整谨严，感情真挚感人。晋宋之际最具有代表性的拟乐府诗莫过于鲍照的拟行路难。鲍照现存的二百余首诗中，乐府诗占了八十余首，宋书言其“文辞赡逸，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拟行路难是其乐府诗的代表。乐府古体行路难多咏叹世路艰难及贫困孤苦的处境，鲍照的拟行路难继承了这一主题，又加上自我的发展，组诗创作跨度长达二十余年，带有强烈的表达个人情绪的欲望。拟行路难（其四）中“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鄢躅

13、不敢言”与拟行路难（其六）中“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已成为千古名句，是以自身悲惨多舛的命运入诗，表现抑郁不平之气，也有用“不敢言”来表达自己虽直抒胸臆，但仍选择谨慎行事，不直接涉及对黑暗政治的批判。除了拟行路难，鲍照以拟白头吟来模拟白头吟，感慨世事人情的淡薄与苍凉，以代放歌行来表达自己的高风亮节。这些诗作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原题的内容和表现力，并且在用词用句上也有所雕琢，表现出了十足的创新与求变精神。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将乐府运用于私人交谊，拓展了乐府诗的表现功能，乐府从以往官府用于公共场合下移到了私人领域。这一时期，拟乐府诗呈现出了最后的辉煌。晋宋之际的拟古作为一种文学创作

14、的风潮，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文人在现实世界不得意又幻想美好生活的理想，创新主要体现在对诗歌题材的再度发挥上。同时，拟乐府诗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庶族文人对民间乐府的关注与运用，以及社会雅俗观念的转变。多元拓展：晋宋之际庶族创作中的个性舒放随着文学环境的变化，文学思想也随之由一元发展到多元，并伴随着个性的展开和对不同审美趣味的追求。两晋时期，由于玄学的影响，诗坛相对沉寂，玄言诗笼罩着当时的主流文坛，到了晋末宋初，诗歌的艺术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沈德潜曾言：“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晋宋之际的诗人除了当时主流文坛之外的陶渊明，大都发扬了西晋华美细密的文学风格，对描写的对象几近摹像状物

15、，并在用语上追求新奇之感。陶渊明坚持“冲淡自然”的风格，陶诗的独辟蹊径，在当时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元嘉三大家中的颜延之、鲍照就深受其影响。颜延之在陶征土诔里追忆了与陶渊明的交游经历，他追述了当时与陶渊明“宵盘昼憩，非舟非驾”的亲密关系，并且也想起了陶渊明“尔实愀然，中言而发”的特征，实际上对其进行了赞扬。晚年颜延之远离政治，又时常会想起与陶渊明之间的对话，想必是十分怀念，但陶诗对其影响并不深刻。这一时期的鲍照以其“俊逸之美”而出名，同时其创作也可以表现出陶渊明对世人的影响。鲍照属于较早学习陶渊明的诗人，从其拟古之作中能够看到陶渊明拟古之作的影子。虽然鲍照很少创作田园诗，但鲍照学陶彭泽体诗中所表

16、现的隐逸情趣与陶渊明如出一辙。从和王丞诗“限生归有穷，长意无已年”中能够感受到诗人对人生的感慨，“夜听横石波，朝望宿岩烟”体现了诗人与自然的交融而非强制主观下观照的产物，最后两句“灭志身世表，藏名琴酒间”更是与陶渊明喜抚无弦琴，痛饮酒的情趣投合，无论是静谧的田园还是忙碌的农耕，在他的诗歌中都有所体现。这些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庶族文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除此以外，不同作家的创作习惯与创作主张，在当时的环境下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题材变化、重抒情特质、表现现实、探索艺术形式等一系列特点。自此以后，庶族文人在文坛上的地位也经过诗品文选等系列著作的评价以及文坛领袖的推崇而逐渐走向中间地带，直到隋唐时期庶族正式取代门阀居于统治地位，打破门阀高地后的庶族文人创作成为主流。庶族文人的精神特质也成为后世不朽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