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的水利贡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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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缠喇喇贡献蔡襄（Iol21067年），字君谟，北宋名臣，书法家、文学家、茶学家。兴化军仙游县慈孝里赤岭（今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人。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蔡襄登进士第，从此进入仕途，曾先后知泉州、福州、开封和杭州府事。蔡襄虽然不是水利专家，但他在泉州、福州期间，在水利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主要经历蔡襄生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IoI2年）。蔡氏家族世居福建路兴化军仙游县慈孝里蕉溪（今福建省仙游县枫亭镇九社村青泽亭自然村蔡坑）。母亲卢氏，惠安县德音里（今后龙乡）圭峰村名士卢仁之女卢节。卢仁是个很有学问的儒生，学识渊博，多次参加进士考试，累举不中。后来家境逐渐不济，为了生计，卢仁在老家惠安涂岭圭

2、峰伏虎岩寺内设馆教书。蔡襄的母亲卢节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她不同于一般农妇，十分重视幼儿教育。她征得父亲卢仁的同意，便和丈夫蔡诱一起作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决定：把年仅5岁的蔡襄和3岁的蔡高兄弟二人，寄托到惠安娘家，同年纪与蔡襄相仿的舅舅卢扬一起，到外公卢仁执教的伏虎岩读书，接受系统的启蒙教育。外公非常喜欢这两个外孙，既当老师又当保姆，祖孙欢愉度过了3个年头。外公通经史，工古文，厌弃五代以来的颓靡文风，极力推崇韩愈，追求简朴、平实、明快的古朴之风，所有这些举止言谈，对于蔡襄幼小而纯洁的心灵自然就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蔡襄15羲参加乡试，18岁游京师，入国子监深造。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参加开封乡试

3、，获第一名。北宋天圣九年（1031年），蔡襄登进士第十名。次年，授漳州军事判官，在职4年。后历任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等职。卢仁逝世于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数年之后，蔡襄方登第入仕。蔡襄登第后不久，即来到峰尾卢厝拜谒，时外祖父已逝多年，蔡襄惆怅不已，临行时题诗云：“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嵩阳居士今何在，青眼看人万里情。”意为今日重来,已不见慈翁容颜，惆怅之情难于言表。短短四句，表达了蔡襄对这位德行弥于后世的外祖父的深切怀念。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受欧阳修等三人举荐，蔡襄被宋仁宗任命为知谏院。他遇事从不回避，奏疏忠诚恳切，大都关系天下利弊、一时缓急。他认为国家安危取决于人事

4、，君主要知人善任、辨别邪正。由于有蔡襄这样的人直言敢谏，那些权贵心怀畏惧，多有收敛。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蔡襄调知福州;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秋，改任福建路转运使。蔡襄在福州时，见百姓患病不就医而向巫观求拜，多为蛊毒所害，撰圣惠方后序，刊刻于碑，劝病者就医治疗，并采取措施，取缔巫觌，“禁绝甚严，凡破数百家，自后稍息”。蔡襄还撰福州五戒文，以戒除陋俗。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蔡襄因父亲去世而离职。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蔡襄回朝修起居注，参与政事;次年，迁任起居舍人、知制诰兼判注内诠。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蔡襄再知福州。在任上劝学兴善，传播医治蛊毒的药方，教育民众遵法为善

5、，改变陋习，监督官吏，深得民心。北宋至和、嘉祐（10541063年）年间，蔡襄两次知泉州。蔡襄修建沿海州县城池，加强军事防备，教习舟船熟记水势，防备海寇。五代十国时期，统治者在福建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宋代沿袭了这些负担，民不堪命，为此，蔡襄奏请减免漳、泉、兴三州身丁钱一半，大大减轻了民众负担。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蔡襄被授为翰林学士、权理三司使，主管朝廷财政。此时，宋廷财政入不敷出，“积贫己深。蔡襄善于理财，“较天下盈虚出入，量入以制用。划剔蠹，簿书纪纲，纤悉皆可法:不久，宋英宗即位，正式任命蔡襄为三司使。蔡襄撰国论要目一文，阐述改革主张，提出择官、任才、去冗、辨邪佞、正刑、抑兼并、富国

6、强兵的改革方案。没想到宋英宗不但不采纳，反而夺其三司使职。蔡襄在朝廷难于容身，请求外任。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蔡襄出知杭州，在拜端明殿学士后才去上任。次年十月，母亲卢节去世，蔡襄护丧南归。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十六日，蔡襄在家中逝世，享年56岁。海港石桥蔡襄出任福建路转运使时，他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万安桥（洛阳桥），它被茅以升称作“福建桥梁的状元”。它的建成，对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自唐后期起，它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北宋时，泉州港湾区，帆橘林立，百舸争流，中外商贾云集，各地货物集散。泉州城东郊有洛阳江，下游出海口

7、江面宽五里，有渡口名万安渡。“每风潮交作，数日不可渡”“沉舟被溺，死者无算”，商旅往来，视为危途。可见，万安渡成了阻挠当地进步的极大障碍，交通远远适应不了经济的需要，因此，万安渡建桥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蔡襄等人先在江底沿着桥梁中线抛置了大量的大石块，形成一条横跨江底的矮石堤，作为桥墩的基址。然后用一排横、一排直的条石筑桥墩，这种石基的开创，是桥梁建筑史上的重大突破，近代称之为“筏型基础:他种海蛎以固桥基，于桥上下两侧滩涂上，植石以附蛎，以减缓江流速度，使不致动摇桥墩两侧基础。这被认为是世界上生物学运用于建筑上的先例。桥从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动工，至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建成，前后历时

8、七年之久。桥长1200米，宽5米，置墩46座。桥成之后，蔡襄拟订了千古传诵的万安桥记并刻石立碑，它真实地记载了建桥情况和桥的规模。值得一提的是，蔡襄建造洛阳桥时，幼年和他一起读书的同龄舅舅卢扬慷慨认捐，并接受蔡襄之邀，担负起管理造桥事务的重任，尽心尽责，公而忘私，对肩负的重任不敢有些许懈怠。桥成，卢扬因劳苦功高而备受赞誉。驿道植榕蔡襄曾组织人马，从福州始至泉州、漳州，沿驿道、河边植榕树，长350公里。这既可防止水土流失，又可遮掩道路，使过往客商在炎日酷暑之时，免受骄阳曝晒之苦。此即宋史本传所说的“植榕七百里以庇道路”一事。近一千年前的蔡襄己能注意到保持生态平衡，保护水土，确是高人一筹。时人为此

9、作诗赞之：“夹道榕，夹道榕，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蔡襄为何要在从福州到漳泉一带交通要道边、河边种植榕树呢？根据福建的自然环境和当时的条件而言，只有榕树是最适宜的。榕树是常绿大乔木，树干高耸，枝叶张扬,团团如盖，其覆盖面之广，是其他任何树木都比不上的。这种树形，最适宜作为古代“驿道”旁车马行人遮阳、避暑、躲雨和休憩之用。后来明朝王世懋的闽部疏漳泉榕树中也说：“居民植之以当堪舆之屏翳，行子赖之以为憩息之嘉庇。”可见闽人一向是把榕树当作“堪舆之屏翳”“憩息之嘉庇”的。榕树的根，在泥土中分布的面积也非常广阔，盘根错节，咬土穿泥，是河边最理想的一种预防水土流失、保护堤岸道路的

10、树木。在福州的一些河道旁边，由于生长着一些巨大的榕树，使这些河道的堤岸得到长期保护，历数百年而不损。祈雨制规蔡襄在泉州积极组织群众抗旱，兴修水利，生产自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北宋嘉祐三年（1058年），泉州一地春夏之交久旱不雨，他特地三次带领官员到泉州飞阳庙祈雨，自责干旱不稔，是“郡守不德之故”。还写下乞雨题四方院（有序）：“年年乞雨问山神，羞见耕耘Ffi上人。太守自知才德薄，彼苍何事罪斯民。”他是以此举来劝告各僚属要关心民痕，组织农民抗旱自救。不久恰好天降大雨，旱情解除，岁以大稔。为此，南宋学者王十朋赞他“爱民心有彼苍知”。晋江龟湖塘可灌田数千亩。但是，沿塘百姓常为用水及管理维修堤

11、岸等问题争吵、械斗。加上土豪、无赖好事之徒插手搅浑，沿塘百姓冤冤相报，问题久而不能解决。蔡襄深入民间，详为考察，为更好地保护这一水利工程，加强排涝抗旱作用，以利农耕，相应加强相邻各乡林、黄、苏、关B、吴、蔡六姓的联谊，特制定龟湖塘规（后世称为先宋塘规），使龟湖有法可依。它明确规定六姓用水及管理维修问题，保证农田能及时得到灌溉。他在制定龟湖塘规时，按规定执行管禁，遇有重大违规者，则由陂首呈县府惩处。正因为有蔡襄的龟湖塘规在，龟湖塘维护了近千年，为濒湖农民流泽千余年。据晋江县志载：“自蔡襄定塘规至明朝的五百年间，粮食产量往往二三倍于他乡。”这是对泉州水利建设的贡献，后人因此为之立德政碑。蔡襄任转运

12、使期间又在泉州南小乌石山访得一泉，通知泉州地方官好好管理，供民众饮用和灌田。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年），晋江县令王克俊有感于蔡公的爱民之心，在摩崖刻“蔡公泉”三字以为纪念。福州水利蔡襄两次知福州，第一次是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至北宋庆历七年（1047年），中间还短期担任福建转运使;第二次是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八月至北宋嘉祐三年（IO58年）夏。前后相隔约十年，他两次共治理福州5年多。在此期间，他在兴修水利方面，作出一定的贡献。蔡襄第一次知福州，碰上福州一带旱情严重，粮食歉收，人民生活困难。他立即发动福州人民修复古五塘，以灌溉农田。五塘在原东湖处。东湖位于福州东北部，方圆115

13、公里，西晋太康三年（282年），严高筑福州城时，与西湖同时开凿，“东北诸山溪水纳于东湖”。据闽都记载：“庆历中东湖渐塞，至淳熙间则渐为民田，浮仓山（今浮村山，为福州七中校址）昔在水中央，今周遭皆田，东北诸乡还有湖滕之名，浮仓之山有亭尚呼湖前亭云。”由于东湖湮塞，溪流无所归，水发则苦涨，水浅则忧旱。“直北自莲花峰、北岭、长箕岭、升山、凤池、贤沙，数十里溪涧无所归宿，每逢溪雨，则淹为泽国，偶遇亢旱则涓涓无资。”蔡襄倡导在东湖地复修古五塘，“乡民愿自捐资开之”。原东湖的古五塘修复后，大片农田受益，促进了农业生产。北宋初期，福州城市经济迅速发展，人口激增。如何解决好城市供水、排污和内河航运交通等问题，

14、是关系到人民生活环境安定与否的大事。蔡襄第二次知福州时，和其植树绿化同步进行的另一项巨大的工程，便是开河，从而使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有了一个理想的水利系统，给福州市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历史上福州最大的一条市区内河，就是现在的“晋安河”。晋安河的前身，本是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刺史钱昱修筑福州“外城”时开凿的一条东门（行春门）外的“护城濠”。当初这条“护城濠”既小且短，而且到蔡襄初任福州太守时，此“濠”也早已淤塞不通。所以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即蔡襄第二次任福州太守的第二年，决心对这条淤塞了的“护城濠”，加以扩大和延长，“从乐游桥（即现在的晋安桥）开沿城外河，至汤门琴亭、湖心，至

15、北岭下”。而“乐游桥”以南，则是“潮上大江，自南台东北入河口津:然后潮水又自水部门外向北回流通至“乐游桥”。这样就把闽江的大潮水和福州北郊的溪水系统连接在一起。在福州市第一次形成了一条贯穿市区和郊区的南北“大运河”。这条城市运河的价值，不仅改善和扩大了内河水运，还给福州地区的人民生活创造了一个理想、舒适、美好的自然环境。蔡襄除了疏浚了上述“大运河”，为了满足灌溉需要，他还于护城河（晋安河）沿岸挖水渠，令“权闽县朱定开淘负城河浦百七十六”。其中“崇贤里二十条，易俗里二十七条,瑞圣里二十八条，孝义里三条，桑溪里二十六条，归善里二十六条，古山里十五条，高惠里十二条，嘉崇里九条，合浦南里四条，嘉崇北里

16、三条，海畔里六条，计长，二万一千九百七十六丈，均用民力凡八万九千，溉田三千六百余顷:侯官县挖水渠“六十九条，延袤一百二十五里。其中美宅里十四条，孝顺里一条，王节里六条，孝成里六条，新安里六条，方兴里八条，永钦里九条，处仁浦五条:此外，他还疏导了原有的城内河道。蔡襄依靠人民群众，在福州兴修塘、渠、河等工程，这是古代福州城市建设的一件大事，此工程不仅消除了水旱交患，而且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其一，不但有利于农田灌溉之需，而且也满足了福州市区园林花木、自然生物对水的需要;其二，疏通了海陆水路运输;其三，便于防火;其四，对保证居民的生活用水，保护福州地区的自然环境，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建设工程，同时，在排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废弃的污流浊水，将其远引排入大江，保护城市环境卫生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其五，增加鱼、虾等水产收入;其六，有利于市场贸易。福州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