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批判-——关于“作家学院化生存”的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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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批判关于“作家学院化生存”的思考ACritiqueoftheMechanismofLiteraryProductionintheNewCentury:ADiscussionFocusedonWritersinUniVerSities”作者：叶祝弟作者简介：叶祝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编辑，上海200020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12年第10期第183-192页内容提要：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进入高校，担任教职，选择“学院化生存”的方式。作家“学院化生存”既是新世纪之交文学场的裂变和学术场的膨胀的结果，也体现了一批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试图拯救颓

2、败的文学生态、拯救人文教育的努力。但是，进入高校的作家似乎并没有改变高度体制化的高校坚硬的现实，相反有被高校同化的危险。作家选择学院化生存至少面临三重困境和难题：第一重困境是如何解决好文学的“下生活”与“上生活”的问题；第二重困境是如何解决好知识生产逻辑和文学创作逻辑自洽的问题；第三重困境是如何解决好学院政治对文学自主性的伤害问题。Sincethenewcentury,moreandmorewritershaveenteredintouniversities,beingateacherandlivingalifewith“collegeStyIe”.Writerslifewith“colleg

3、estyle“isnotonlytheresultofliteraryfield,sfissionattheturnofthenewcenturyandtheexpansionoftheacademia,butalsoreflectstheeffortsofagroupofhumanisticintellectualswithconsciencetheytrytosavedecadentliteraryecologyandhumanisticeducation.But,thewriterswhohadbeenatuniversitiesdonotseemtochangethehardreali

4、tyahighlyinstitutionalizeduniversity;andonthecontrarytheymustmeettheriskofassimilationbycollegesoruniversities.Tochoosealifewithcollegestyle,writerswillatleastfacewithtripletroublesrfirst,ishowtosolveIvorytowerlifeandGrassrootslifeinliterature;second,ishowtosolvetheself-consistentbetweenknowledgepro

5、ductionlogicandliterarycreationlogic;third,ishowtosolvecollegepolitics,damagetoliterature*sautonomy.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印年Ol期关键词：作家学院化生存/学院政治/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纯文学writerslifeWithcollegeStylC/collegePOlitiCS/newCentUry/1itcraryProdUCtiOnmechanism/bclles-LettreS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0-01

6、8310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中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作家回到高校，拿起教鞭，站上讲坛，教书育人。作家这种走进大学，选择学院化生存的方式引起了大众媒体的关注，并引发了关于作家进高校是为了生存还是创作、作家可不可以培养”等话题的讨论。但是与媒体的热烈讨论不同，文学界对世纪之交的文学生产版图的改变似乎冷淡很多，很多问题并没有真正展开讨论。本文无意讨论作家可不可以培养”这样的话题，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作为本世纪初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些作家为何要在新世纪前后集体投奔高校？作家寄生于高校，是否影响他们创作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些“奔向学院的作家到底与高校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写而优则

7、教的行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和文化生态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此，笔者拟以王安IZ的天香（2011年）和阎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2012年）为例，试图分析21世纪文学的生产现状和精神危机问题。文学场的裂变与学术场的膨胀文学场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一个概念。布尔迪厄运用场的概念，将文学艺术作品与它们存在其中的社会世界概念化为文学艺术场、文化生产场”，将历史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辩证地整合到场域的视野中。文学场表现为权力、资本和惯习三种力量的相互纠缠和斗争，权力斗争和资本争夺是文学场的基本实践。由是观之，新世纪以来，随着整个文学版图的不断扩大，文学场发生着剧烈的分依口重组，但无论是白烽先生的三

8、分天下说（纯文学、大众文学、新媒体文学）,还是王晓明先生的六分天下说（网络文学、盛大文学、博客文学、严肃文学、新资本主义文学、独唱团所代表的抵抗文学），属于纯文学的那一部分作家队伍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当然，这种没有太大的变化的判断也是相对的，纯文学内部也在进行着分化?口重组。以作家身份而言，不必说体制内作家和体制外作家之间的分化与分野，即使是体制内作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离开作协，走进高校，选择学院化生存。有意思的是，事实上，那些最终选择栖身高校的作家，如马原、贾平凹、莫言、阎连科、刘震云等，几乎是在纯文学领域暴得大名的作家。作家为什么要进高校？对于作家进高校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第一，

9、为“稻粱谋，作家希望通过在高校谋得一份教职,为写作提供物质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生产体制是作协一纯文学刊物（出版社）的专业作家体制，但是到了20世纪末，市场经济引发的作家队伍和读者队伍的流失和分化，使得纯文学生产重要一环的文学期刊发行量急遽萎缩，纯文学期刊无法生存，甚至面临改刊的危险。市场经济挤压下的纯文学生态发生了严重的破坏，那些依靠纯文学期刊稿费生存的作家生活难以为继。虽然作协的专业作家体制还能给作家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但是作协被人们所诟病的衙门化、行政化”导致的作家创作个性的无形束缚，让作家意识到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保持文学创作的独立性是首要的选择。而正好在这时，扩招后的大学正经历前

10、所未有的办学大跃进，当所有的路标都指向学院，到高校中去，成为无路可走的纯文学作家的最佳选择。第二，作家创作面临中年危机，最典型的就是马原。20世纪80年代，马原依靠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等先锋小说声名鹊起，但离开西藏回到内地的生活出现了严重的挫折，三离（离藏、离职、离婚）彻底打断了马原的写作灵感，西藏使我脱胎换骨；离开西藏后原来的马原也就不见了，原来的那种创作冲动、那种灵感、那种不可遏止的喷发欲望也就随之而去，马原的创作面临严重的中年危机。进入高校，希望重新找回写作的状态，似乎是马原们的理想选择。第三，作家喜欢大学里的氛围,希望能满足聚众收徒的梦想。无论是马原、梁晓声，还是王安忆，抑或是阎连

11、科、刘震云，在大学里聚众收徒，传播文学，似乎都是这T弋作家身上埋藏已久的梦想。上述三点是21世纪最初十年，作家纷纷进入高校任教的一部分原因。还有一点原因，作家们没有点明，但至为重要，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社会大环境。外在环境的重大变化使知识分子作出重要的选择回到书斋，作一个知识体制内的专家而不是混迹于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思想淡出、学问登场，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激情消退的生活，”一切都变得实实在在，没有幻想，只有现实。激情不再，没有创作动力的文学必然走向中年危机。恰在这时，20世纪90年代后期泛起的世俗功利主义、工具价值理性和“过日子哲学”及时填补了知识分子空虚的心灵。这种情绪首

12、先影响到了大学老师，很多学人放弃公共关怀，在体制内部求个人的发展，继而也影响到了一批文学批评家，他们纷纷回到高校，最终也影响到了纯文学作家，他们也纷纷撤退，寄生于大学。新世纪之交，文学场分裂为网络文学、纯文翱口新媒体文学，不同领域的作家，遵循不同生产领域的准则。纯文学固然拉不下面子，不屑于委身大众文学，而下里巴人的大众文学也不屑与穷酸的纯文学为伍。因此，相对于寄生于磨铁、盛大、起点中文等大生产的场次（布尔迪厄语）的畅销书作家、走向电视的电视知识分子、混迹于各种报纸的专栏作家，纯文学作家从作协逃往高校，就是一种识时务的选择。扩招之后大学里优渥的薪水，至少可以让纯文学作家们不必为生活奔波，而且可以

13、安心遵循布尔迪厄所说的“输者为赢的颠倒的经济逻辑”，不用屈从于大生产的场次的读者为上原则，更可以避免遭遇磨铁沈浩波们卖书如卖鞋”的对文学尊严的践踏。但是，对于逃往学院的作家来说，经历了世俗化洗礼的学院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是纯洁的“象牙塔。象牙塔的生活并不宁静，大学限制性生产场次”的各种或显或隐的规则，将羁绊他们追求文学的纯粹性、独立性、探索性的梦想。至少，从目前几位作家的作品来看，作家进学院并没有带来文学创作质量的真正的提升。对于作家学院化生存的选择，大学里的学者，尤其是那些力荐作家进高校的大学中文系的主政者又是如何认识的呢？作为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发起人和参与者、王安忆入职复旦大学的

14、推动者，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似乎有更大的考虑。早在新世纪初，他在社会科学上发表人文教育的位置一文，从侧面表达了对当前糟糕的人文教育的清醒认识。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只有加强人文教育的培养，才能克服强大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支配下的大学人文教育的困境，人文教育不仅是帮助个体认识自我，而且能够唤醒人的良知来支撑自己的行动，人文精神所包含的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对个性充分发展的向往,对社会正义的理想，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德国、日本这样的具有悠久的人文传统的国家，之所以会产生极端的法西斯主义，中国这样的礼仪之邦之所以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与人文教育的失落忧戚相关，正是

15、缘于对”（人文精神）的失落不容易被注意到，等到大学集体发现就来不及了，已经无法阻止邪恶的爆发”的警醒，以及对大学糟糕的人文教育的不满，通过引进作家王安忆进高校担任创意写作学科的带头人，陈思和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试图拯救颓败的文学生态、拯救人文教育的努力。无独有偶，作为引进莫言、阎连科、刘震云等大腕作家的第一推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则在多次采访中明确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他显然不满目前的大学中文系现状，他批评中国现在的论文，已经成为一种八股，它里边的信息量有限，而且是在克隆别人，或是引用前人的一些成果，自己独创性的东西不很多，而且，大多数文章食之无味，毫无思想温度和精神温度”。孙

16、郁认为，文学院里应该有文学，这正是我们当初引进作家最基本的动机，甚至认为，人大文学院希望以此为契机，去探索大学文学教学的全新模式。孙郁的话透露出几层意思，第一，他指出了当前大学中文系荒诞的尴尬现实一大学中文系没有文学！大学中文系陷入以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为主，教授语言知识、语文修养，教授文学史知识和文学鉴赏能力，却不教授文学创作能力（11）的偏见中，其结果便是，大学中文系不仅不培养作家，而且文学所珍视的审美精神、艺术感性也被学院放逐太久了。不仅如此，文学的内部研究越来越被各种各样的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历史学研究、文化研究等外部研究所取代。第二，中国人民大学试图成为吃螃蟹的人，通过作家的充满智性和趣味，充满挑战性和想象力”，刺激死气沉沉、板结化了的专业化思维，”让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