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以五四时期的一场论争为中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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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作品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以五四时期的一场论争为中心OntheTranslatabilityandUntranslatabilityofLiteraryWorks:CenteredaroundOneoftheMay-FourthDebates作者：任淑坤作者简介：任淑坤（1973-），女,辽宁省康平县人，河北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史研究，河北保定071002原文出处：河北学刊（石家庄）2010年第5期第175T78页内容提要：五四时期，围绕文学作品是否可译这一问题，郑振铎和茅盾、沈泽民展开了一场论争，反映出译者对文学翻译理论建设的热情和积极参与。1980年代后，关于可译性问题的探讨增

2、多，视角发生了转变，跨学科意识也得到加强，但仍未能脱离五四时期这场论争的模式。可译性论争的根源在于，双方对翻译本质的不同认识、不同翻译标准的设定、不同的理论依据和不同的描述方法。DuringtheMayFourthMovement,adebateontranslatabilityandUntranslatabilityoftheliteraryworksdevelopedbetweenZhengZhenduo,ShenZemin&ShenYanbing.Afterthe1980s,thedebateonthistopichasbeenintensifiedforthechangeofpersp

3、ectivesandcross-disciplineconsciousness.ButthemodeoftheMayFourthdebatebetweenZhengandShenhasbeenlasting.Infacttherootcauseofthedebateliesindifferentunderstandingsonthenatureoftranslation,differentstandardstoevaluatetranslation,differenttheoreticbasesanddifferentwaysofdescription.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

4、：2011年04期关键词：论争/文学作品/可译性/不可译性/根源debate/literaryworks/translatability/Untranslatability/rootCaUSe标题注释：基金项目2006年度河北大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XSK06021)中图分类号I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5-0175-04五四时期，中国的文学翻译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不仅体现在翻译作品数量的增加、体裁的扩大、译者队伍的壮大，以及对原作的精选、翻译态度的审慎等方面，更表现在译者对文学翻译理论建设的热情和积极参与。1921年，郑振铎和茅盾、沈泽民兄弟之间发生了一场

5、论争，其主题是文学书是否具有可译性。虽然就此次论争的规模、涉及人数、延续时间而言，难以与同时期的另外两次论争匹敌，但就其对翻译问题思考的深度而言，意义却不可低估。本文通过缕析双方立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进而探寻这场论争的延续，分析引发论争的根源，希望能对可译性问题的理解有所裨益。1921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3期上发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揭开了此次论争的序幕。该文旗帜鲜明地表明其立场：文学书是绝对的能够翻译的”。同年，沈泽民在小说月报第5期发表了译文学书三问题的讨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文学书不可译”。翌年，茅盾以玄珠”为笔名，在文学旬刊上发表翻译问题一译诗的一些意见，阐述了他对译诗的看法，与沈泽民的

6、观点基本一致。坚持可译论的郑振铎和坚持不可译论的沈氏兄弟都承认翻译是不完美的，但其结论却截然相反，这与立论的出发点不无关系。郑振铎是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从英文转译了大量印度、俄罗斯和古罗马、希腊文学作品，其中很多译作获得好评。基于个人丰富的翻译实践，又受到轰轰烈烈的翻译热潮的激励，郑振铎鼓励更多地译者加入这个大潮，满怀信心地进行翻译。沈氏兄弟则更多地看到了翻译中存在的不足以及译者在翻译中的诸多无奈。五四时期，直译方法盛行，一些译者“一字一字的勉强写出，一句和一句，像连又不连，像断又不断，假是不念原文，看也就似懂又不懂口。这样的译文是否具有艺术性与可读性，成为译者思考的焦点。沈泽民提出不可译论

7、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从双方的论述中可看出明显的局限性。郑振铎的局限表现在：首先，他主要依据的是Rannil所著EIementofStyIe”,但其翻译思想而为文字”并非特指不同语言间的翻译活动，而是指文学创作中将思想变为文字的过程。创作和翻译的差别很大，将此定义作为论证的依据，其结果可想而知。其次，对通俗不可译论的反驳实例是要表明原文的”全体的结构，节段中的排列，句法的组织乃至用字的精妙都可以移译，翻译不会丧失原文的艺术美。众所周知，不改变原文的情节结构、段落顺序、语句组织，未必能保持原文的艺术美。再者，论述前后矛盾。文学书能够译么的前半部分认为，艺术极好的翻译家，用一句一句的直译方法保留原文的

8、句、段、结构，原文的风格与艺术美不会丧失。但在后半部分的论述中却认为，思想在译文里常是不能表现得如在原文里一样的充分而且好看无论是最精密的句对句的翻译，也是一种意译。那么，连最精密的句对句翻译也是意译，如何翻译才是前文所述的直译”呢？用直译的方法保留原文的风格与艺术美还是否可能？沈泽民坚持不可译论，是基于传统的原文中心论。首先，作者的中心地位不可撼动。在他看来，作者的情绪和灵机赋予原作生命，作者的创作经由生活的体悟、激情?灵感而来，而译者的翻译是经由文字、体悟再转化为文字。在这个过程中，文中的情绪要损失不少”。其次，原文的中心地位不可替代。他认为，原文是艺术品，译文是仿制品，即便非常逼真，其艺

9、术性也要大打折扣。艺术品的主要作用是观赏和收藏，而在晚清至五四时期，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为我所用，或开启民智，或改进旧文学，倡导白话文。再者，艺术形象“乡土气息”的改变。沈泽民提出，作品中的人物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一经改变，其精神气质也就不同了，译者对此无能为力。既然是翻译，语言和时空的转变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译者所不能控制的。就如相同的服装，模特在舞台上穿是一种效果,在日常生活中穿则是另夕一种效果，这是因场景而异。模特穿是一种效果，普通人穿是另外一种效果，这是因人而异。艺术形象的变化亦然，即便不经翻译，将原文放到不同的社会语境中经由不同的读者解读，其艺术形象也不尽相同。诗歌翻译也是论争的一个主要

10、方面，但在该问题上双方存在着共识。郑振铎承认诗歌的音韵有时无法转移到译文中，但音韵的缺失不会影响情绪的发抒，所以诗是可译的。沈泽民认为，诗歌翻译如同散文翻译一样，关键在于情绪的表现，音韵的转译和格律的转译皆在其次。这与郑振铎的观点基本一致。但沈氏兄弟认为，这不能说明诗可译，音韵、格律不能转译，正好说明诗如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是不可译的。郑振铎和茅盾、沈泽民关于可译性问题的争论未能继续下去。直至1940年，贺麟在论翻译一文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详尽阐释，其立场与郑振铎基本一致，但其论证则更严谨。与郑振铎论证不同的是，贺麟不赞成以是否保留原文的句、段、结构作为可译性的指标，他认为，翻译应注重意译或义译。

11、不通原书义理，不明译者意旨，而图斤斤计较语言文字的机械对译，这就根本算不得翻译2(P126-132)o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的讨论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49-1984年，对此问题的探讨寥寥无几，冯世则风格的翻译：必要、困难、可能与必然一文探讨了风格的可译性问题、徐永焕论翻译的矛盾统一中提到了”翻译的可撕口限制”问题。1985年至今，有关该问题的探讨越来越多,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大致状况和发展趋势如下：1 .论题具体化。有关可译与否的论题逐渐变得具体化、微观化，涉及隐喻、意象、修辞、广告、笑话、谜语、幽默、俳句、双关语、中医术语、文言虚词、”文化衫、格律诗、风格、古典名著文体

12、、美学功能等方面。2 .文化的视角。翻译研究在1990年代经历了文化转向，可译性问题的研究亦然。在文化的视角受到重视之初，多认为文化不可译，世纪交替后又多认为可译4(P118)o卡特福德(Catford)关于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的分类成为被援引的经典，从反面论证语言可译性与文化可译性的研究也不断出现。3 .跨学科意识。翻译研究在20世纪后半期出现了跨学科趋势，哲学、历史学、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比较文学等学科对翻译研究皆产生了影响。一些研究运用功能主义、关联理论、解构主义、系统论、控制论、范式、符号学等方面的理论，阐述文学作品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4 .发展的观点。可译性问题的探

13、讨由基于过去的实践、当前的思考到放眼未来。有学者认为，语言或文化所造成的不可译性是暂时的，不可译性总会向可译性发展演变，译者、论者应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一般来说,此类研究会列举成功翻译的例证，并就当前的不可译问题提出翻译补偿的具体原则。5 .文本研究。从翻译文本研究解读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涉及鸿篇巨著红楼梦、诗歌锦瑟、话剧茶馆、散文背影、诗经故事蠢斯以及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译鲁迅作品等。通过对这些文本的研究，来验证可译性或不可译性。以上关于可译性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出现五四时期的唇枪舌剑，但两种声音总是交替存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论争的状态。这些论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时期那场论争的延续。坚持可译性的

14、论者往往会列举翻译实践中的优秀个案，认为其符合翻译的某种标准，文学作品具有可译性；反方则列举若干让译者无能为力的事实，比对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差距去验证不可译性。从“论题具体化、文本研究”两个趋势可以看出，这些微观研究为可译性问题提供了例证，或者将“文学作品的可历可译性缩小至诗歌、风格等的可/不可译性乃至某词语的可/不可译性。文化的视角和跨学科意识”无疑扩大了研究视野，丰富了可译性问题的研究。但以不同学科的理论为依据，又引发了A理论可以验证可译性，文学作品具有可译性，B理论能够否定可译性，文学作品具有不可译性”的循环往复。如此下去，文学作品可译性论争永远不会有结果，这个悖论式的循环仍将延续。依笔者

15、看来，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当今翻译界关于可译性问题的争论，主要基于双方不同的出发点、立场、论据及表述方式。（一）对翻译本质的不同认识自古至今，翻译的定义多种多样，现代人对翻译的界定日趋全面，有的从语言方面切入，有的从符号学着眼，有的重视文化因素，有的关注话语理论，反映了对翻译本质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观察。如翻译是将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夕一种语言传达出来信息包括意义、思想内容、感情、修辞、文体、风格、文化及形式等”5。那么，满足多少要素才说明文学作品可译，满足多少要素才说明文学作品不可译，这些问题与对翻译实质的认识密切相关。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实际上是对翻译本质不同认识的反映。郑振铎与沈

16、氏兄弟关于可译性问题的在讨论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郑振铎把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翻译等同于风格的翻译，思想内容的可译性等同于文学作品的可译性；沈泽民则认为，文学作品中附着原作者的情绪与灵机，这些因素在字句之间，而不在字句之中，绝对不可以复制，因而文学作品是不可译的。（二）不同的翻译标准一般而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涉及对翻译标准的不同设定。翻译标准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规范性要求，即等值、体裁修辞、翻译言语、语用以及沿用标准6（P60-63）在翻译实践中，这些翻译标准不可能同时实现，为了实现翻译的语用标准而牺牲其他标准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便在同一翻译标准中，各个要素也未必能够一实现，往往会由于不同语言、文化等差异而顾此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