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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怀疑论视域下的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斯坦利卡维尔论语言的“在地性”与“生活形式”CommonLanguageandLiteraryLanguagefromthePerspectiveofSkepticism:StanleyCavellonNativeLanguageand,zFormsofLife作者:林云柯作者简介:林云柯,南开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天津300071原文出处: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合肥)2019年第20191期第71-78页内容提要:20世纪“语言学转向”之下的“语言学模式”与“逻辑学模式”对于认识的“直观”基础存在着根本性争议。斯坦利卡维尔在日常语言分析中通过
2、对怀疑论视角的批判与吸纳,超越了两种模式的直接对立,并通过“在地性”“标准”(Criteria)与“一般对象(genericObjeCt)等概念阐明了一种由先验的“生活形式”奠基的日常语言与日常理性。一方面指出了怀疑论的“乞题”本性,另一方面也主动地将怀疑论作为对外部权威的免疫因素吸纳进日常语言的原则当中,使得日常成为一种鲜明的自主性与革命性的理性范畴。以此为基础,他进一步揭示出文学语言何以使得文学写作成为一种极致而决然的对于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反思活动。期刊名称:文艺理论复印期号:2019年06期关键词:斯坦利卡维尔/在地性/日常语言/实证怀疑论/“Criteria”/至善论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
3、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前沿文论研究”(14ZDBo87)。DOI:10.13796ki.l001-5019.2019.01.008中图分类号:1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19(2019)01-0071-08一、导言:语言学转向中的语言学与逻辑学模式语言学转向对于现代文学理论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在以往的文学理论视野中,这一转向主要是指结构主义语言学。而在另一同题的思想脉络上,约翰塞尔19乃年面世的虚构话语的逻辑地位一文标志着语言分析哲学开始介入文学研究。理查德罗蒂选编的理论文集也以语言学转向为题,将诸多语言分析哲学划归为一种整体性的理论范式转向。后者对于语言学转向的理解倾向
4、于关于逻辑实证的论述,表面上虽与前者同题,但又似乎彼此无涉。但事实上两者在同一主题下的交集既有正面的,也有潜在的。较为正面的交集发生在1935年和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卡尔纳普和纽拉特的争论使得逻辑实证主义真正在法国思想界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卡尔纳普所坚持的是基础语言的经验主义特征,并表达为可观察的断言,而这些断言所构成的陈述也是基础性的:逻辑学,是一种数学,或是语言的句法,而语言被理解为规则的体系。而在纽拉特看来,一旦我们选择了以一种“逻辑语言为统一科学奠基,就会使得科学实证变成一种应用逻辑学。这里最根本的矛盾在于,一种建构主义的数理逻想思维将数学限制在了逻辑学的范畴中,这种由语言符号
5、作为统一科学奠基的趋向是纽拉特以及法国认识论传统所不能接受的。实际上,数学的逻辑化意味着自康德以降的纯粹数学所带来的先天直观(空间与时间直观)的丧失。在诗学理论中也能够找到两者交集的潜在证据。在结构主义诗学中,卡勒指出,诗学不发现和派定意义,而是确立产生意义的条件。由此,他反对新批评”的解诗原则:只有一首诗的文本和一部牛津英语词典,即可提供比一般读者稍许透彻、深刻的解说。可见,在卡勒看来,诗学并不依赖任可赋义”,也不是对某种先在意义的发现。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立场的论述中,卡勒首先提出,对于语法和规则的检验所需要的是一个语言学家心照不宣的知识参照,即一种语言能力,而非逻辑上的实证能力。可见,
6、从直观之可能性的角度看,语言学模式意味着:什么落入了我的(语言)直观能力的范畴之内?而逻辑学模式则意味着:我们通过何种(语言)逻辑形式为我们的直观提供了可能。前者的立足点在于,语言承载了人类某种认识直接性的能力;而后者则力图建构使得认识能够更为清晰的语言表达形式,其代价就是对认识的直接性在相当大程度上的拒绝。在这种理解下,语言分析界掀起了一阵将康德的先验观念论视为与逻辑学模式一样的先验策略”的思潮。这种理解即将康德的哲学贬低为一种不清晰的逻辑形式,也将罗素和弗雷格这样的分析哲学家归入了先验哲学家的范畴。而其之于语言哲学自身发展的后果,则表现为日常语言哲学对于“先验”观念的抛弃,使得语言学模式迅
7、速走向一种由语用学主导的实用主义”范式,由此,语言学模式逐渐走向了相对主义。卡维尔的日常语言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在存在主义与分析哲学之中,他描述了当时这种非此即彼的思想氛围。此时的逻辑实证主义已经发展为一种意义证实理论(VerifiabilityTheoryofMeaning),在这样一种理论下,所有自身不是纯粹逻辑形式的问题都被要求提供可观察到的证据才能判断真伪,如果不能被实证,则被当作“伪问题”抛弃。如此一来,形而上学、伦理、美学以及宗教问题就都被视为“无意义(meaningless)的。卡维尔一方面认为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暴力,而另一方面他也无意在过度的实用主义方向上将哲学变
8、得简单而琐碎。他认为我们对于任何思想的批评的最佳方式就是去分析它们赖以产生的方式。这也就是说,一种真正的日常语言哲学不是为否定任何思想和事物的价值而存在的,而是要从日常语言而非哲学理论中挽回上面这些范畴的意义直观。这是卡维尔思想的基本目的及特质所在。二、日常语言的在地性原则:对实证怀疑论的“乞题”批判卡维尔早期主要的批判对象是逻辑实证主义思潮。在其第一篇关于日常语言的文章中,卡维尔选择了当时著名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本森梅茨作为商榷的对象,后者不但是该流派当时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少数在现代命题逻辑与斯多亚逻辑学之间展开古今对话的研究者。在论日常语言的确证性一文中,梅茨指出日常语言哲学的最大问题在于没
9、有明确地界定其究竟是规范性的还是描述性,是分析性的还是综合性”的。因此日常语言的确证性标准本身是模糊的。梅茨选择的批评对象是日常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吉尔伯特赖尔。在心的概念中,赖尔区分了事件与素质,以及更具体的表述:知道那个事实和知道怎样做。后者在赖尔的日常语言观中等同于一种可以做某事的能力,这样的词I匚通常被作为表示智力的形容词。赖尔选择了一类特殊的词汇来佐证这种能力,他认为最好的例子是“自愿和负责。赖尔认为在这两个词引导的陈述中,虽然某一行为并没有发生,但是说话者的“能力”却得到了表达。比如自愿”所暗示的意思是本有能力不做,而负责”所暗示的则是“本有能力避免。赖尔认为这种对于说话者能力的暗示
10、,就是这两个词的“日常用法”。梅茨强烈质疑这样一个未经显露的事实”能够提供一种明确的语言用法,并且指出在日常语言哲学内部,关于“自愿的日常用法也无法统一。他举出另一位日常语言哲学家奥斯汀为例,在后者关于“自愿”的例子中,这一词汇仅仅用来区分主动行为和应激反应,比如我们可以说自愿”加入军队和馈赠本第,而像打嗝这样的行为则是“非自愿”的。由此梅茨指出,语言的日常用法并不能自发地形成一种一般性的认识论意义,而仍然需要放回可确证的经验命题当中给予考察。梅茨的批判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对于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质疑,即日常语言自身似乎并不存在任何一致性原则,而只是实用性的和相对性的。因此,对于日常语言的原则的申明
11、是卡维尔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卡维尔反驳梅茨的立足点在于,同样词汇的“日常用法实际上并不在于其词义是否一致,而需要首先明确日常表达所属的不同类型,只有明确了表达的类型,才能进一步分析语词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卡维尔由此提供了两种日常语言的基本类型,用以区分奥斯汀与赖尔之间的分歧:(1)有些陈述用以提供实例(instance),这些实例是关于在语言中我们在说什么:当我说了我就不是说一”当我们问我们就不是在问一(2)而有些时候,这些实例有阐释性的成分附加,当我们提供实例的时候同时也就提供了对这一实例的阐释,而这样的陈述也会通过指涉第一种类型而被检验:“当我说我是指(暗示,说)一我不会说除非是我指一卡维
12、尔的分析实际上指出,奥斯汀和赖尔对于“自愿”的理解并非基于词义”的一致性,而是代表了关于“自愿”的两个彼此独立又具有奠基关系的日常语言层次。奥斯汀的“用法所显现的是这一词汇在某一语言中的应用“实例,以卡维尔的转化来说,即我们可以说自愿馈赠,在这一例子中“自愿馈赠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它所提供的是关于“日常语言”的明见性层面,即在所有“通常情况下,在自愿”所标识的自发性当中,我们获得了馈赠的概念。而赖尔的用法则属于一个日常之中的“例外层面,在这一层面中“自愿或者负责”这样的词汇的意思才被特别质询:“问一个孩子是否对打破窗户负责,这是有意义的;但是去问它是否为他按时完成作业负责,这是没有意义的。QD在
13、这个分析中,卡维尔指出实证主义者忽略的是,赖尔的层面只能由母语持有者提出,而奥斯汀的层面则属于非母语学习者。对于后者来说,语言最初被把握为诸多用法实例,而只有当这些用法实例被转入“母语层次中,我们才真正掌握了这门语言,这也是语言学习中的自然倾向。卡维尔指出,一旦进入“母语层,实证主义的某些质疑就成为“乞题(beggingthequestion),即虚设一些并不存在的问题,比如他是否需要为按时完成作业负责这类反例我们的满意、正确或者许可是否和自愿有关,这个问题在这里没有产生旦是这是由于通常情况下,这个问题不会被拿出来质问,因此才没有什么可能出错的地方。Q2)因此,实证主义的怀疑主义没有意识到,其
14、质疑的不是日常语言经验确证性的缺失,其成立的前提在于预设我们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的在地性(native)。赖尔的例子说明,只有能够直观到语言中的蕴意(impliCationS)或者其中的暗示,才意味着在“母语层掌握了语言。这才是日常语言有效性的最终标准。通过将“在地性确立为日常语言的基本原则,卡维尔反向质疑了实证主义怀疑论的有效性,在对于日常语言及信念的质疑中,实证怀疑论所忽视的根本问题在于,无论何种质疑,最终都需要落实到相应的“母语层”才能被理解,也就是说,一个疑问能够被理解的潜在前提在于,它能够在这种在地性中被回答。因此,实证怀疑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其总是倾向于提出以某种特定的“语言无法回答的问
15、题。卡维尔指出,实证主义的批判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怎样让一个问题能够“有意义(makesense),而有意义”的依据并不在于经验确证,而在于其得以被提出的语言本身,否则它就是不切题”的(13)。因此,卡维尔进一步指出,赖尔所例举的“蕴意不但不是缺乏原则的,反而是日常语言原则性的核心所在。如果说奥斯汀的实例层面标识了作为语言学习主体对于一种语言得以运转的自然状态的识别(自愿”即我朝向他人,而负责”即我对他人的回应),那么赖尔的层面则提供了“必然性层面,即自愿”和“负责”的凸显标识了对于“自然状态的偏离。而身处于同一种语言内的问答者能够直观地框定这种偏离的范畴和指向:偏离激发了我们判断的意向,而在地性则提供了我们能够做出判断的可能。从最日常的表达上来看,即对于处于同-在地性中的问答者来说,问者总是知道我在问什么,而回答者总是知道他希望我提供哪一类的回答,这就是我们对于蕴义与暗示的日常理解。卡维尔举出一个例子,当一个人问你穿这个衣服是自愿的么?,我们的语言在地性让我得到这样一个答案:他一定是在说(MustMean)我的衣服是奇怪的。而卡维尔指出,在这样一个回答中,起作用的不是经验实证,而是我何以能够得到